《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是一本教材，我读的版本是景跃进、陈明明、肖滨等三位老师为主编，谈火生、于晓虹这两位老师为副主编的。这本书在2016年1月出版，但是书中图表数据的最后更新年份是2013年，所以我把这本书当做是描述截止十年前的中国政府与政治。

虽然这本书基本上每个章节都由不同的老师编写，整体写作风格并不统一，但总体上仍然是有基础定调的，在此书第五章“中央人民政府”有下面这样两段话，摘录如下。这也算是我写这篇笔记时会遵守的基础定调，既不过分回避历史，也不……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就一直致力于在党政体制的框架内建设一个理性化的现代官僚制体系。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官僚体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去政治化、形式主义以及脱离群众等问题，引发了政治领袖通过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打破官僚体系。这种策略的破坏作用远远高于其建设功能，致使官僚机构处于瓦解和瘫痪状态，反过来又削弱了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建立现代公务员制度、确立依法行政原则、构建服务型政府、开展行政监督和反腐败等多方面改革举措，试图恢复和重建一套兼顾政治性与专业性的现代官僚体系。

如何处理执政党的政治领导与行政官僚相对独立性之间的关系，是党政体制下建设现代行政国家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要避免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弊端，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行政脱离政治、技术官僚占据统治地位现象的发生。这一建构过程将是一个充满政治智慧与行政技巧的历史进程。

一、历史时间线 🔗

由于此书中提及的各项政治制度的诞生、改革与创新都与历史发展息息相关，下面整理一些我国政治历史相关的时间线，便于后文梳理内容时作参考。

•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 1949年，新中国成立。

• 1950年-1966年，开展各类政治运动。

  • 1950年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¹，到1951年10月底，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
  • 1950年开展土地改革运动²，到1952年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在中国大陆基本完成，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摧毁。
  • 1951年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³，1952年秋基本结束。
  • 1951年年底开展“三反”运动、1952年年初开展“五反”运动⁴，1952年10月结束。
  • 1951年下半年开始“整党”⁵，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
  • 1951年（1949年）-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⁶，基本上实现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
  • 1957年，“反右派”斗争⁷，到1958年夏季，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完全结束。
  • 1958年，全国展开“大跃进”运动⁸，1960年“大跃进”停止。
  • 1958年，在“大跃进”背景下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⁹，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制度，直至1982年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权，1983年人民公社体制废除。
  • 1959年，“反右倾”斗争¹⁰。
  • 1963年-1966年，“四清”运动¹¹，又称城乡社教运动。

• 196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¹²。

  • 1966年，红卫兵运动，在运动后期，由于红卫兵自身组织的分化和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以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红卫兵运动就名存实亡了。

  • 1968年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至1981年11月，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

• 1978年，从计划经济时代转向改革开放时代。

  • 1978年-1981年，平反冤假错案¹³。

  • 1983年-1987年，全面整党。

  • 1989年，政治风波¹⁴。

  • 1992年，南方讲话，加速对外开放。

  • 1993年年底，分税制改革，确定从1994年1月1日起改革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参与经济全球化。

二、政治体制与制度改革 🔗

2.1.中共中央与国务院是什么关系？ 🔗

我们看到的许多政府文件通常都是写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这里的中共中央是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构。而国务院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亦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那么，中共中央与国务院的关系就是，党的领导与中央人民政府的关系。

根据书中所述，党政关系在一些大的时间节点上有过以下变化。

• 在1978年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党政不分导致了以党代政”。

• 在1978年至今的改革开放时代，“党政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尤其是党的十三大以后，改革的目标是党政分开，以增强行政权力的自主性程度和制度化水平。”
  • “1989年政治风波促使中共反思。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共重新强调国家机关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凡重大问题都必须由党委讨论决定。‘党政分开’的提法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党政关系规范化党政关系的思考重点也转移到如何保障执政党更好地执政的目标上来’。”

2.2.人民代表大会是做什么的？ 🔗

人民代表大会通常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国家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人大代表（全称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集体参与此会；另一种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我国的根本性政治制度，人民的支持是党和国家行使一切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基于此人大具有立法权以及监督权。

根据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它所制定的法律具有强制性，党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活动。与此同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人民代表大会要接受党的政治领导¹⁵。

关于人大立法权的发展，书中有这样的描述。下面提到的“创新”是指，对地方授权立法。

• “第一阶段是1979-1992年，立法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在法律工具主义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把法律视为加强行政管理和社会控制的手段，在立法中重视政府的权力，忽视公民权利的保护。”

• “第二阶段是1993-1999年，全国人大的立法观念和立法职能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是在立法观念上，从经验立法到超前立法；二是人大在立法中的作用，由过去被动的角色到起主导作用；三是在立法指导思想上，由法律工具主义转向权利保护主义.重视公民权利的保护，强调公民与政府权利义务的平衡。”

• “第三阶段是2000年《立法法》通过以后，各级人大进一步朝着民主化、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在立法机制和技术上不断创新，创新的着眼点由“创造”法律之外的“新”的手段和方式，逐渐转变为运用法律赋予的职权和手段。”

关于人大对政府工作和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不得不先说明人大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对此书中指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细节——“制度变迁的镶嵌性”。

与党和政府相比，人大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弱的行为主体，其发展不可能脱离大的制度背景，党委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与重视是其组织发展和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反过来讲，人大只有通过强化这种镶嵌性，才能真正落实其权力。

当初在设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时，对三者之间的镶嵌性关系有一个隐性的理论预设：在党的领导下，党、人大、政府三者之间一定会保持一致。由此，在制度设计上存在诸多的制度上的空白点，没有考虑到如果出现不一致该怎么办。无论是《宪法》还是《组织法》，都没有为制度运作中的意外情况提出替代性的运作模式。

在2018年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监察法，同时废止了行政监察法。原先的监察机关隶属于国务院，地方各级监察机关的工作需要向本级政府报告，而现在国家监察委是独立的副国级单位，各级监察机关与各级政府独立。而监察对象的范围也扩大了¹⁶。根据此前行政监察法的第三章第十五条，监察范围仅限于公职人员。而根据当前的监察法第三章第十五条，监察范围扩大到了可能涉及腐败的方方面面。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国家监察委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大在监督领域中的某种缺陷。

2.3.监察委、政法委与公检法是什么关系？ 🔗

一般人对“公检法”的理解大概会是这样：公安部门的警察负责侦查案件和收集证据，检察院的检察官根据证据提起诉讼程序，而法院的法官负责审判。理论上来讲，“侦查、检察、审判、司法行政各权分属不同政法机关”，而实际上并非如此。

我国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立法权，而司法权力的配置格局是“一府一委两院”，即政府（国务院）、监察委、法院和检察院，各个互相独立，权力分散。其中又由政法委从宏观上来组织、协调、指导各政法部门的工作，但一般并不过问具体案件的执行细节。

在中国人大网上，列示了截止2024年2月27日的现行有效法律目录（300件）。以下将依据法律条文依次解读各行政司法机关的组成、职责范围、接受监督的情况。

• 监察机关，行使职权依从监察法。

  • 组成：独立于国务院。依第七条“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设立监察委员会”，第三条“各级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
  • 职责：监察公职人员，行使侦查权。依第三条“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以下称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第十八条“监察机关行使监督、调查职权”。
  • 接受监督：接受人大、民众与社会、内部机构的监督。依第五十三条“各级监察委员会应当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第五十四条“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公开监察工作信息，接受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第五十五条“监察机关通过设立内部专门的监督机构等方式，加强对监察人员执行职务和遵守法律情况的监督”。

• 检察院，行使职权依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 组成：独立于国务院。依第二条“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第十二条“人民检察院分为：（一）最高人民检察院；（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三）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
  • 职责：行使检察权，提起诉讼，法律监督，对有关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¹⁷。依第二条“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追诉犯罪”，第二十一条“人民检察院行使本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法律监督职权，可以进行调查核实，并依法提出抗诉、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第二十条“人民检察院行使下列职权：（一）依照法律规定对有关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二）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批准或者决定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
  • 接受监督：接受人大、民众与社会的监督。依第九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实施监督”，第十一条“人民检察院应当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保障人民群众对人民检察院工作依法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 法院，行使职权依从人民法院组织法。

  • 组成：独立于国务院。依第二条“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分为：（一）最高人民法院；（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三）专门人民法院”。
  • 职责：审理案件。依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列示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案件范围，另有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设巡回法庭”，巡回法庭可审理跨行政区域的案件。
  • 接受监督：接受人大、民众与社会的监督。依第九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法院的工作实施监督”，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保障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工作依法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 公安机关，行使职权依从国务院公安部令。

  • 组成：由各级政府设立各级公安机关。
  • 职责：不同警种承担不同职责。依国务院令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人民警察是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承担依法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人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职责”。
  • 接受监督：依公安部规章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工作规定，第五条“各级公安机关在加强内部执法监督的同时，必须依法接受人民群众、新闻舆论的监督，接受国家权力机关、人民政府的监督，接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和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依警察法，第四十二条“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依法接受人民检察院和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第四十四条“人民警察执行职务，必须自觉地接受社会和公民的监督”。

据书中所言，“在我国的党政体制下，政法系统的基本原则是党管政法”，其发展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政法系统的初创与调整期（1949—1957年）——政法系统的破坏期（1957—1976年）——政法系统的重建与制度化时期（1976年至今）”。当公安机关和监察院之间出现分歧时，政法委可以从中进行协调。而从监察法出台以来，监察机关独立于整个政法系统，单论案件的调查与侦查，监察机关拥有基于监察法的调查权，公安机关和检察院拥有基于刑事诉讼法的侦查权，当监察机关的监察对象正好是人民警察和检察官时，似乎政法委也没有足够权力进行协调。

2.4.政治协商会议是做什么的？ 🔗

每年3月，全国召开“两会”，即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前者代表着我国最高权力，后者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界代表人士提出建议。政治协商的前提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协委员不是经由选举而是通过推荐产生，因而书中写道：“从委员构成来看，人民政协具有非常鲜明的党派色彩和精英化色彩。全国各级政协的委员构成中，中国共产党均占到40%左右。其他的委员也是社会各界的精英。”

据书中所言，政协制度的发展可划分为四个阶段：“代行人大职权时期（1949—1954年）——曲折发展时期（1954—1978年）——恢复时期（1978—1993年）——创新发展时期（1993年以后）”。自1993年起，政协主席都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充分说明政治协商会议也是完全接受党的组织领导的。

三、央地关系 🔗

本节标题中的“央地关系”指的是中央和省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我国政府是中央统一领导的集权制度，而区域上存在的各种差异又使得地方政府既需要遵从中央的领导又需要依据现实情况灵活治理，有些近似于事实上的“联邦制”。为了能够同时“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我国的央地关系是“兼顾横向与纵向权力分隔的条块关系”。

所谓“条”，是指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的、以部门为依据的管理体系；所谓“块”，则是指以行政区划为准的党委领导下的政治关系。“条块结合”又称双重领导体制，这种领导体制中最常见的表述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在具体事务的领导中，地方职能部门既接受地方政府的领导，也受上级对口部门的业务指导或领导。此外，又有“条块结合，以条为主”的垂直管理的不同形式。

条块关系的特殊架构也赋予了中央在央地关系运作中的灵活性。在这种架构中，“中央精神”在地方上有“块”和“条”两个代理人，条条和块块都分别掌握中央精神，并通过自己的领导系统传达、贯彻到地方。中央可以灵活地调节条与块的侧重点：要发挥中央的积极性，就更偏重条；要强调地方的积极性，就更偏重块。

条块关系使得不同层级间政府纵向上职责同构，再加上党管干部的基本原则，辅以地方主官任期不得过长（通常只有3-5年就会调离而轮换多地任职）的人事制度，这从根本上遏止了地方主官势力做大或者地方不同部门间势力联合的情况。这样的制度背景使得党中央可以将党的意志向下传达，历经多次放权与集权的轮回而依然保障中央的绝对权威。

• 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几乎完全受到遏制。1957年，中央开始逐步有计划地下放部分权力给地方。

• 1958年，中央政府第一次全面大规模地放权给地方。此次放权“由于出现‘大跃进’运动和全国范围的饥荒而终止”，下放的权力也重新收回。

  • 在制度方面，以“块块为主、条块结合”，“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对本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指标进行调整，可以安排本地区的建设投资和人财物以及公共事业项目”。
  • 在企业管理方面，将大量中央直属企业下方给地方管理。与1957年相比，1958年中央直属企业下放了88%。
  • 在生产建设方面，地方基本可以自主基建投资，物资分配权、招工计划权也都全面下放。

•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政府第二次全面大规模地放权给地方。由于地方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出现了过度投资行为，引发了全国性的经济不平衡”，下放的权力再次重新上收。

  • 在国民经济管理的思路上，重新提出以“块块”为主。为了约束“条”的权力，精简合并中央机构。
  • 在企业管理方面，将中央各部委直属的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与1965年相比，1970年中央部属工业企业下放了约84%。
  • 在生产建设方面，扩大地方投资的管理权，企业的物资分配权和供应权限下放给地方。

• 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时期，1992年南方谈话发布后，改革进入新阶段。中间的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¹⁸，而后者的改革方向似乎也有过变化¹⁹。

• 1994年分税制改革至今的三十年间，不能简单地用集权或分权来草率地给各项改革下定义。

中国的改革始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要应对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国家政权瘫痪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基本问题。因此，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国改革带着明显的“分权性”特征。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启动了中央政府加强集权的过程，在此后20年的改革中，在财税、人事、事权各方面，中央都进行了加强中央权威的单方面调整。

四、宣传系统与社会价值观 🔗

我们国家并不是不能够谈论政治的²⁰，在此书中对宣传系统有完整精要的阐述。

宣传工作的意义是这样的：

宣传是一种运用符号传播去影响人们的思想、情感、态度，进而影响其行为的活动。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将其视为与组织工作同等重要的一大日常工作，贯穿于全局。

宣传系统的构成是这样的：

作为一项基本工作，党的宣传工作贯穿于党的各种组织，包括军队之中，它范围广泛、战线很长，包含理论、新闻、出版、教育、文艺、对外宣传等多项工作，几乎遍及各种与信息传播有关的媒介。

宣传文化系统规模庞大，它的管理范围覆盖全国的“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出版社、杂志社等新闻舆论部门；大学、中学、小学和其他各类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干部教育等教育部门；歌舞团、剧团、电影制片厂、电影院、剧院、俱乐部等文化部门以及文艺团体和文化娱乐场所；文化馆、图书馆、纪念馆、展览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和纪念展览设施”，此外还包括一些海外华人媒体。

党与新闻媒体的关系是这样的：

从宏观上看，党在革命和执政时期始终主要依赖两大政治工具或武器，一个是“枪杆子”，它为党的领导奠定暴力基础；另一个是“笔杆子”，它为党的领导培育合法性。在党政体制下，中国新闻媒体扮演的正是党的笔杆子的角色，它们发挥着帮助党主导社会舆论、确保党的思想领导的功能，被党视为命运攸关的重要思想战线与阵地。

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指导全国的新闻工作。毛泽东反复指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立足点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和资产阶级的新闻政策，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根据这一观点，党否定以新闻自由作为新闻工作的基本规范，强调新闻自由必须以阶级立场为前提，只有“符合人民利益”的新闻活动才能享有自由，“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新闻活动则不能享有自由。因此，党确立的新闻工作的基本规范是“党性原则”，要求全国新闻媒体都必须服从党的领导。

若将以上摘录的内容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逻辑中，那便是：为了维系一统体制的稳定，政府需要持续不断地对全社会民众进行政治教化，也许经济越是迅速发展越可能带来更多元的思想观念上的发展，越可能影响一统观念的稳定，就越需要对社会氛围进行引导和控制，使得国家与个人继续共享一致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维持个人（官员或群众）对于国家中央权威的观念认同。

写到这里，有个多年来沉于心底的问题重新浮现出来——谁在塑造社会价值观？

诚然，个人的思想价值观念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比如家庭、教育、政府、媒体，甚至每个时代成长的人其思想上也会不可避免刻上时代特色。前任国家主席在位时期，政府宣传的是“八荣八耻”，换届后改为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纸媒时代、电视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受限，互联网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生产内容、传播信息。社会价值观与人们的生活需求息息相关，如同每个人都是组成历史的一小部分，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受到别人的影响，也都在影响另外的人。

若允许幻想几百年后世界会变得非常美好的话，也许随着人们生活的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上价值观念的发展会越来越多元，人们大多学会允许自己成为自己、也允许别人成为别人，根本就不会有什么主流与非主流观念之分，自然也不会有多数与少数之分，不会有那么多的偏见、歧视和随意的审判。可是在停止幻想的当下，我总是忍不住怀疑，到底哪个世界才是真实的，语言描绘的世界、音乐和画面展现的感官世界、自己接触到的一小小片世界，或者说哪个是持续存在的，哪个只是短暂出现过片刻。

我仔细想了想，在这个时代一个普通人没法选择只看到什么或者不看到什么，不过如果特别想看清楚什么的话，也是有路可以走的，管中窥豹也是看，盲人摸象也是去感受。所以说，每个人所信仰的价值观念，最终都要由自己去思考、分辨再做出选择。至于“谁在塑造社会价值观”这个问题，若是正经回答的话，依然可以从家庭、教育、政府、媒体以及时代的各方面去展开，但若是只看这个问题落到每个人的头上，不论一个人过去受到了多少影响，我相信都可以有重新塑造的选择。

五、值得借鉴的写作与分析思路 🔗

历史逻辑、运行机制、基本关系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这个章节的分析思路很值得借鉴。

• 第1节，详细叙述“党政体制”在历史的发展中如何诞生的具体逻辑，重点是写清楚了为什么在当时的历史场景中是党政体制最适合实情（PS此小节的分析思路值得反复阅读）。

• 第2节，党政体制的“一元化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的三位一体，在党领导政府、军队和社会团体时衍生出各自特色的运作机制。

• 第3节，党的领导与社会、经济、文化等结合时各自的关系定位。

理解当代中国政治有两个切入点，一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逻辑，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角色，党政体制可以说是两者结合的历史产物。本章第1节基于历史脉络，简要叙述了中国当代党政体制的逻辑起源，第2节从特征和机制的角度解析了党政体制的“一元 化领导”及七大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第3节考察了党政体制的五种基本关系。通过本章的描述，我们希望读者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有一个总体性的把握和了解。

历史、结构、过程 🔗

“中央人民政府”这个章节的写作思路是极好的：“分别从历史、结构、过程三个方面对xx体系进行了描述和分析，首先梳理了不同时期xx体系的发展脉络及其特征，其次从静态的结构角度介绍了xx，最后从动态的决策运行维度对xx进行了描述，总结出xx特征，讨论了xx问题”。

从历史、结构、过程等三个方面对某体系进行描述和分析是一种值得借鉴和熟习的思考方式，即分别按时间线的历史发展脉络、静态结构、动态运行过程详细展开，最后再总结一下变革与未来面临的挑战。

这些句子也可以换个说法，摘录如下：

本章首先回顾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与发展的基本历史脉络，其次分析了国务院系统的组织结构体系及特征，再次从动态角度描述国务院系统的运行与决策过程，最后从理性官僚制角度展望中国行政国家的发展趋势。

此书的问题意识 🔗

这本书首先写出了“历史维度的重要性”，即人们看待历史时由问题意识决定了个人的视角和立场。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汉密尔顿说：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如何看待这两段著名的引言？显而易见的是，它们都摆脱了宿命论的立场，承认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强调历史是可以选择和创造的；所不同的是，人的这种主动性和能动性是否受到制约、是否存在边界，以及如何认识和表达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和汉密尔顿以张力的方式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复杂性。

现代政治学用更为抽象的术语来表达这种张力，诸如“结构与能动”、“制度与行为”、“理性选择与路径依赖”，以及“设计与演化”等。这些范畴以对子的方式呈现，其中彼此关联的二元要素分别强调不同的侧面。时至今日，这种分野依然存在于不同的学派或研究取向之中，成为学术争论的基本来源。

必须承认，在方法论层面产生的分歧是很难通过逻辑分析和经验证据来解决的，因为它们各有道理，并能从经验世界找到相关的证据。打一个比喻，太阳为地球送来了光明，同时以黑暗作为赠品，光明和黑暗如影随形。研究者强调的是光明还是黑暗，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和立场。

这种道理也适用于如何看待人的创造性和历史制约性之间的关系，处置两者之间的张力并不存在某种普遍有效的方法，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在两者之间摇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个实用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从抽象的方法论思考沉降到经验世界，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和问题脉络中寻找出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个社会所拥有的历史越长，文明越悠久，传统越深厚，那么“路径依赖”的作用就越大，人们创造历史所受到的环境制约也越大。也许这正是马克思生活的“旧欧洲”与汉密尔顿所处的“新大陆”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

随后，作者们给出了自己选择的方向。

简单地说，在如何看待中国政治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第一种方法设定了一个明确目标甚或结构，然后以此作为衡量标准，审视历史，拷问现实。在这种方法中，对未来的想象是一个核心的变量，它不但影响人们对历史的看法，而且影响人们对现实的评价，以及基于这种评价而提出的诸种政策主张。与之形成对比，第二种方法偏向于从历史岀发，基于现实矛盾的分析来预期未来。这种方法对未来的想象只框定了一个大致的方向，强调具体脉络和路径的多元性与开放性。

上述两种方法的区分虽有过份简单之嫌，但抓住了关键的差异。本书的撰写倾向于第二种方法，即在承认和坚持基本方向的前提下，注重考察过程的内生性和复杂性。因此，对中国政治结构进行详细的经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其演化趋势是本书强调的一个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