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全名是《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作者是刘瑜老师。此书在2022年出版，原本是看理想这个手机应用程式上的一个音频节目。阅读电子书的过程中偶然看到有书友提示成书有删减，我就稍微对比了一下书和节目的目录，发现节目中第8讲是“俄罗斯：娜拉走了有多远”¹，而书中第8讲是“法国往事：转型浪潮中的第一艘泰坦尼克号”。

此书算是易读，行文简洁流畅，文字似化作水流经过了我的脑海。书里讲述的好些个国家的故事特别精彩，真是峰回路转、百转千回、回肠荡气、气动山河……河字开头的成语我只想到河清海晏，这个词语代表的意象太好，不符合这本书的氛围，成语接龙游戏就此作罢。

据说有个叫庄子的古人留下过一句话，“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惑”，这句话的大意是天下人都知道要追求不知道的事物（来拓宽认知的范围），而不知道深入探究已经知道的事物，都知道批评自己认为不好的事物，却不知道辨析自己认为好的事物是否真的好，所以人们常常处于巨大的困惑中而不自知。

这段话可以做这样几种演绎：其一，人们常常结合自身经历和身边世界得到的经验来得出一些结论，随后又将这些结论演绎出来的规则或标准迁移应用到所遇到的任何新事物之上，这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其二，人们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接受国家、社会、家中长辈灌输的权威意识形态，也会将这些意识形态中隐藏的标准迁移应用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其三，人们脑中的刻板印象²若是不断强化，渐渐就会变得根据自身价值观先评判好坏喜恶，而不是先比较或者先质疑。

不仅仅是学者，即使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思考，也往往需要通过比较发现问题、打开思路，因为比较产生冲击，冲击带来思考。

什么是社会科学的洞察力？它首先是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能力，把句号变成问号的能力，把“此时此刻”和无数“他时他刻”联系起来的能力。这种能力和每个人的敏感性有关，但是，也和每个人的“见识”有关——也就是说，你阅读过的、听过的、走过的、观察过的、思考过的越多，你就越容易把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如果你是一个井底之蛙，那么你就永远无法获得那个反观自身的视角，甚至还可能因为这种狭隘而狂妄自大。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观点，我看完就忘得差不多了，唯独清楚记得上面这两段话，甚至因此促使思想上出现了新的转变，以下是我的一些经历总结。

1. 绝对秩序阶段：成长过程中被环境灌输的意识形态观念洗脑，价值观非常单一，只懂得追求被定义的“好”，而忽略自己的独特个性，很难接受全部的自我。
2. 秩序失效阶段：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开始质疑那些评价标准，质疑标准的合理性，却因难以面对无数差异而走向了“不去比较”，对个人的、社会的评价标准总是左右跳跃。
3. 有序中允许无序：不比较会忽视差异的存在，过度依赖个人好恶去比较也会忽视差异的存在，因而看待外界事物要尝试跳出一元价值观或者二元比较方法。

基于此，本篇读书笔记要开始进入正题。根据我的观察，很多人在谈论政治时总是容易“自我阉割”，似乎有什么言语上不可说，还有什么思想上不准想。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网络审核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正是因为大家不知道审核标准是什么，不知道到底是不可以说什么，为了保护自己只好先行“自我阉割”。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个标准是什么，但确实看到一些书籍、影视、互联网舆论场里说了些什么，某些社会现象激起了汹涌的民意能或是不能推动社会变革，“为人民服务”是党政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地方官员相互竞争的晋升锦标赛，“苦一苦百姓”，贫富分化、阶层固化，教育分流，“逢进必考”，“精英的再生产”……所以我想的是，至少前人探讨过的，我也可以重新思考。

法国大革命：1789-1799 🔗

发生的背景 🔗

1. 经济民生：1788年春天旱灾，农田欠收，同年冬天极端严寒，面包价格大幅上涨，饥荒蔓延。在通货膨胀日益恶化的背景下，商品滞销，失业率上升，饥荒又导致患病率和死亡率上升，平民生活艰难。
2. 财政税收：法国此前参战的“七年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使国库空虚，国家财政陷入经济危机。税制本身不合理，国王为填补亏空加税，地主因农田欠收也加税。
3. 社会不平等：贵族、教士（大地主）不交税或少交税，有政治特权；作为第三等级的平民多交税，且缺乏政治权利。
4. 意识形态：启蒙时代留下了追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的种子，天灾人祸等因素的不断累积，共同激发平民冲破了在传统君主制度、教会统治制度下的思想束缚。

时间线梳理 🔗

1. 第一次武装起义，成立国民制宪议会，君主专政变为君主立宪。

1789年春夏之交，国王所辖政府举行三级会议（教士、贵族、平民等三个等级共同参与），结果会议提交讨论的内容大多支持君主专制，默认第三等级的平民支持税收改革（并不利好平民），三个等级之间的矛盾直接爆发。第三等级平民的代表提出由平民自行成立“国民议会”，大部分教士代表、少部分贵族阶层也加入。国民议会宣布改称为国民制宪议会，在与王族势力的对抗中，巴黎人民发起第一次武装起义，直接攻占了巴士底狱。巴黎发生暴动后，原国民议会主席上任巴黎市长，出现了名为“公社”的新政府架构。

这一时期国民制宪议会内部除了平民也有教士和贵族，因而有保守派、保皇派、共和派三个派别，虽然只是推翻封建制度而没有推翻王权，但接连出现了一些很彻底的革命。国民制宪议会通过议案扫除特权，废除了第一等级教士收取什一税的权力，废除了第二等级贵族的封建领主权力；发生了凡尔赛妇女大游行，王室被迫搬到巴黎；没收教会的财产，进行宗教改革。

2. 第二次武装起义，反君主制，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内忧必招外患，周边君主制国家联合攻打法国，1792年巴黎人民发起第二次武装起义，君主立宪派下台，吉伦特派掌权。反君主制更为彻底，迫使国王退位，处死国王和王后。实行普选制度，成立国民公会，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3. 第三次武装起义，雅各宾派专政，进入恐怖时代。

周边君主制国家在1793年2月再次联合攻打法国，吉伦特派无力抵抗，巴黎人民发起第三次武装起义，推翻吉伦特派，由雅各宾派掌权，后者最高领袖罗伯斯庇尔实施了专制独裁统治。军事上，组建革命军打击国外反革命势力，为稳定政局镇压内部武装叛乱。政治上，大肆抓捕“反革命分子”，未经审判直接押上断头台处死。土地政策上，颁布三个土地法令，农村公有土地按当地人口分配，逃亡贵族的土地分成小块使农民可用十年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无条件废除农民的一切封建义务。

4. 共和国独裁统治时期，连番起义，政变不断。

1974年7月发生热月政变，罗伯斯庇尔被推翻，热月党掌权。1795年4月芽月起义，巴黎人民举行集会只是高呼“要面包”，被热月党调集军队镇压。1795年5月牧月起义，巴黎人民要求释放芽月起义中的被捕者，也被军队镇压。1795年8月热月党控制国民公会颁布新宪法，改建新的立法机构和政府机构，成立“督政府”，按照新宪法，国民公会被解散。1975年10月，保皇派反对新宪法发起葡月政变，被镇压。1797年9月，督政府为打击保皇派的势力并巩固独裁统治，发动果月政变。1799年9月雾月政变，推翻督政府，建立执政府，拿破仑掌控军队且执掌政权，法国大革命结束。

后续影响 🔗

法国大革命最初是由人民发动起义，多轮政权交替后，最后由拿破仑掌控的军队发动政变获得实权。后来从1804年到1870年，君主专政制和君主立宪制又交替出现了两次。

• 1804年-1815年：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一世称帝，君主专政制。
• 1814年-1830年：法兰西王国，波旁王朝统治，君主立宪制。
• 1830年-1848年：法兰西王国，奥尔良王朝统治，君主立宪制。
• 1848年-1852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 1852年-1870年：法兰西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称帝，君主专政制。
• 1870年-194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 1940年-1944年：法兰西国，又名维希法国，二战战败后，实际由纳粹德国控制的半法西斯主义政体。
• 1946年-1958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
• 1958年4月至今：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在1789年到1799年这十年里，随着不同党派执政，其对宗教改革的态度也不断变化。

• 在君主立宪派的统治时期（1789-1791）：没收教会的土地和财产，废除教士特权，禁止修会圣愿，教会和教堂归新政府管辖，要求神职人员宣誓效忠新宪法。

• 在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吉伦特派掌权的时期（1791-1793）：继续推进宗教改革，要求神职人员效忠国家而不是教会，出现了基于无神论的理性崇拜（PS巴黎圣母院在1973年改为理性圣殿）。

• 在雅各宾派专政的恐怖统治时期（1793-1794）：推行激进的极端世俗化改革，废止基督教历法，取消传统基督教节日，禁止公开举行宗教仪式，移除社会上的各类宗教符号，创立基于自然神论的新宗教——“至上崇拜”。

• 热月政变至督政府统治时期（1794-1799）：恢复宗教自由，允许不同宗教信仰存在，允许教堂重新开放，允许举行宗教仪式。

由于键者没有宗教信仰，也不了解宗教历史，这里对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宗教改革纯属个人猜测。革命前，宗教是一个特权阶级，天主教甚至是最大的地主，因此革命前期的政策是取消教士特权、没收教会财产，这是一种类似于“打倒地主分田地”的做法。然而教会同时也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因此新政府成立之后不只是需要打压教会势力，还要进一步控制教会。又然而，宗教信仰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产物，也是一种塑造人们价值观念的社会制度，政治上各党派激烈斗争，同时伴随着社会上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因而与经济、社会、文化均有重大关联的宗教体系便会同时迎来巨大冲击。

本书作者写法国大革命是为了阐明自由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极端追求自由的民主可能会演变成暴政，这里直接摘录书中观点如下。

人民主权观念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政治的派系化——如何防止民主堕落为不同政治势力追逐私利的竞技场……卢梭的方案则是诉诸“公共意志”，即每个派系依靠美德，超越各自的私利，抵达一个最合乎公共利益的“公共意志”。这种“公意”与私利和私利之间相加减形成的“众意”显然不同——“众意关注的是私利，不过是各种特殊利益的加总而已”。受到卢梭的影响，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明文表示：“法律是公共意志之自由而庄严的表现”。固然，卢梭的学说表达了对民主困境的清醒认识，但其方案却为“不自由的民主”埋下了伏笔。“公共意志”本质上假定了理性的“客观性”、“唯一性”和“真理性”，它以美德的名义否认了人性的局限，以“公共”的名义取消了社会的多元性。不幸的是，自由注定是多元的、喧嚣的、混乱的、充满差异和冲突的。

遗憾的是，不自由的民主绝不仅仅是“法国往事”……一个运动型的政党在一个魅力型领袖的领导下，通过民意赢得权力，再通过打压自由来赢得更多选票，下次胜利后更加严厉地打压政治自由，由此形成一轮又一轮的恶性循环。民主不但没能约束权力的滥用，反而为滥用权力提供了合法性。

民主和自由有交叉之处，但它们并非同一事物。民主是关于如何产生执政者的规则的，而自由则是关于如何限制执政者的规则的。遗憾的是，学习民主可能比学习自由要容易得多，因为前者是一种制度，而后者是一种习俗。制度改写易，移风易俗难，这种不对称或许正是为什么新兴民主常常掉入“不自由民主”的陷阱。在任何国家，当政治制度迅速变革，它都可能与既有的政治习俗脱节，只能停下来等待文化缓慢的变迁。遗憾的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变迁没有捷径，它必须穿过千千万万人的心灵。

泰国的红黄之争 🔗

1932年泰国改为君主立宪制，1960年起泰国政府推行一系列经济发展政策，因投资资源向曼谷倾斜而扩大区域发展差异，又因“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而使城乡差异扩大，政策倾斜使得城市中产、官僚、军人等中上阶层的利润建立在对底层农民阶层的剥削之上。

红衫军，以支持前任泰国总理他信为核心的势力，政策向农民倾斜，可能因为农民占大多数，他信势力多次在选举中获胜。

黄衫军，以反对他信的城市中产、军方为核心的势力，屡次发动军事政变，将他信势力赶下台。

泰国现在是君主立宪制，尽管发生过多次军事政变，但泰国王室依旧稳固，只是实权不足。由于历史上曾有有多个不同党派执政，下面仅梳理他信势力上台执政和被推翻相关的时间线。

• 2001-2006年，他信当选总理。
• 2006年军事政变。
• 2008年，颂猜·旺沙瓦（他信的妹夫）当选总理。
• 2011-2014年，英拉（他信的妹妹）当选总理。
• 2014年军事政变。
• 2023-2024年，赛塔·他威信（他信的亲信）当选总理
• 2024年，贝东丹（他信的女儿）当选总理。

在城市化、全球化内化与政治动荡——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泰国政治纷争的观察一文中有以下一种观点，政治对立缘起于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

三种不同利益间的碰撞变得激烈:第一种是乡村和农业不肯再为工业发展做出牺牲，转而追求自身在全球化中的正常利益，但这却扰动了泰国以往的利益格局，引起了城市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制；第二种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的人口身份由农民向工商业从业者的大量转换所引发的政治不适应，这些来到城市的新增工商业从业者，未能如一般城市居民那样获得市民身份与相关权利而成为“城市化村民”，因而对城市利益格局十分不满，与之相对，城市居民则由于新来者的争利，对“城市化村民”也非常排斥；第三种是引导泰国经济发展的两个主流产业集团，即新兴产业集团和传统工商业集团，它们对全球化的态度一个趋向开放，一个趋向保守，对国家政策有难以相容的不同需求。

不同收入阶层的人真正想要的是不一样的，人们二字本来就不能代表所有人。

智利奇迹和委内瑞拉危机 🔗

在世界版图上，智利和委内瑞拉这两个国家都可算是小国，国内政治、经济均容易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将两者放到一起比较，原来威权也可能成就奇迹，而民主也可能会带来危机。

在智利，阿连德通过民主选举就任总统，改革失败导致民生凋敝。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并且执政期间维持军事独裁的威权政治形态，推行经济改革，后来成就“智利奇迹”。

在委内瑞拉，查韦斯屡次通过赢得民主选举连任总统，虽然多年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使贫民获益，但社会福利工程难以长期维系，后来经济恶化发生委内瑞拉危机。

智利奇迹 🔗

1970年，在智利总统大选中获胜的阿连德上任后开始推行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革。

• 经济政策：将大规模私企收归国有。
• 土地改革：深化土地改革，将大地主的土地分给没有土地或土地很少的农民。
• 社会民生改革：进行医疗和教育改革、提高工人工资、冻结物价（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

受到多种因素影响，1972年智利通货膨胀率上升到140%，物价飞涨、物资短缺使人民生活困难，爆发了多次罢工和游行示威。

1973年，发生军事政变，军方领导人皮诺切特掌权，智利进入军事独裁的统治时期。在皮诺切特统治智利的16年间，建立秘密警察机构，大肆镇压异己，但是在经济改革方面聘请了“芝加哥男孩”推行自由经济改革——经济自由化、国企私有化、稳定通胀。皮诺切特下台后，这些经济改革的政策依然被继续推行，后来便成就了“智利奇迹”。时至今日，智利已经成为拉丁美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委内瑞拉危机 🔗

1999年查韦斯成功赢得总统大选，开始担任委内瑞拉总统，直至2013年病逝后将总统职位交接给亲信。在查韦斯执行期间，通过修改宪法取消总统连任限制，从而能够统治委内瑞拉多年。委内瑞拉国内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开采石油可换取大量金钱，查韦斯执行初期便有大量资金供应推行社会主义改革。

• 经济政策：将石油等关键经济行业的企业收归国有。
• 社会民生改革：启动各项社会工程援助穷人，如提供免费医疗、消除文盲、推行食品住房补贴。

2014年石油价格高位回落后，委内瑞拉陷入经济危机，国家债务庞大，民营经济萎缩，出现极端严重的通货膨胀，物资短缺导致民众陷入饥荒，由于政府无力支付购买医疗物资的资金导致本国医疗系统崩坏，药物短缺导致病死率上升。

值得一提的是，查韦斯任内施行的政策确实让底层贫民受益，所以每次赢得总统大选确实是因为赢得了民心。

书中观点摘录 🔗

俺承认，俺偷懒了。

价值排序 🔗

在威权型政治制度下，领导者垄断权力；在民主型政治制度下，各党派竞争权力；而在威权与民主都不稳固的情况下，民主选举的结果可能会被军事政变推翻，而长期的军事独裁统治也可能会被群众的力量重新推翻。

书中提到推动国家变革的方式有三种，分别是战争、官僚体制、社会运动³。这三种方式可能会推动政府和人民的某些价值排序发生变化，注意，只是可能。三种推动变革的方式和三种政治制度结合，又会诞生出许多种可能性。

不论是哪一种可能性，一个国家总是会存在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各自的价值排序就会是不同的，时时刻刻的和谐共处也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是大家都遵守共同的底线……

我们常常认为，为什么会有民主？因为人们渴望民主。为什么会有市场？因为人们渴望交易。为什么会有和平？因为人们渴望和平。但是，卡根却说，不，光有渴望是不够的，历史上的人们和我们一样渴望权利、渴望交易、渴望和平，但是没有实力为这种渴望保驾护航，它就很难生根发芽。事实上，人们可能根本没有那么渴望自由、民主、和平，很多时候，人们更渴望的，可能是安全，是秩序，是大国崛起的民族自豪感。得有一个非常强势的力量在引导甚至强加，人们的价值排序才可能发生变化。

民主化本质上是从权力垄断走向权力竞争。这意味着，权力不再是代代相传的私有财产，而变成了一个抛向空中的绣球，在抢这个“绣球”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争斗，你说你抢到了，他说他抢到了，你说他作弊了，他说你作弊了，结果就是爆发冲突，甚至大打出手，乃至游戏终结。要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需要透明公正的规则，需要可信的法治，需要各方势力之间的信任和妥协，而所有这些机制的培育都需要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只要有一方破坏游戏规则，就会引发旋涡状的恶性循环，劣币驱逐良币，直到整个棋盘被掀翻。

《大西洋宪章》约定，打赢了不寻求领土扩张，推动贸易自由，推动民族自决、人民主权，这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更重要的是，《大西洋宪章》不仅仅是几句口号，而是一系列国际机构和规则的基础。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核不扩散协议……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到《大西洋宪章》所描述的原则。当然，这不是说欧美国家是出于理想主义情怀在推动这些变化，显然，他们没有那么雷锋。只不过，在这个秩序的缔造者眼中，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就在自由主义的扩张当中，因为贸易自由了，他们就有更多钱可挣；政体同化了，意识形态的摩擦就会减少；观念传播了，社会交往自然更加丰富。所以，自由主义对于他们来说，既是理念，也是利益。

平庸之恶 🔗

前段时间看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时，我和作者一样不理解，为什么人性能恶到那种地步，为什么那么多普通人都会去迫害别人……这本书的作者给出了她的答案，因为利益诱惑，作恶会带来好处；因为恐惧，在暴力遍布的高压环境中，自己不先作恶，别人就会来迫害自己；因为意识形态陷阱，走魔鬼之路去为善，作理所当然的恶。

我原本觉得这些道理我也懂，原本也以为不论置身于何等险恶的环境，人都应该克制自己，不该作恶。直到想起来了一些久远的事，以前曾进入初创公司工作，老板是毒蛇鼓动所有人互相竞争互相看不起，我也变成了那样子，当时总是被人坑没坑别人，可能只是因为心思太浅、斗争水平不够，或者恶劣环境下仍有生存余地而已。如果把我扔到更险恶百倍的环境中去，比如久闻其名的十年浩劫，我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为了生存去害人。恍惚明白，其实环境因素影响很大很大，我想自己还是不要一口气站上善的道德制高点就不肯下来，然后以善为名肆意攻击别人⁴。

权力如何制造“暴民”？不妨将其机制拆解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暴力和高压，其次是利益诱惑，再次是意识形态。

政治学中有一个词汇，叫作“理性的无知”，通常用于分析选民的投票行为，但是，用在这种极端恐惧下的思想自我屏蔽，同样恰如其分。什么叫“理性的无知”？意思就是，无知其实并非一种偶然的状态，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特定情境下，人们可能会选择对自己无法承受、无法改变、无法超越的东西保持无知，因为“知道”会唤醒良知，而恐惧让你只能无所作为，与其让你的无所作为拷问你的良知，不如什么都不知道。

艾希曼是那个向利益诱饵走去的人，当权者则是诱饵发放者。人为什么会作恶？因为作恶会带来无穷的好处：升官、发财、虚荣心的满足。一切极权体制招募打手的机制，都是对权力和资源进行最大程度的垄断，从而使得有抱负的人放眼望去，只有这扇门可以敲开。所以，问题不在于有抱负或甚至有虚荣心的年轻人想向上流动，想从nobody变成somebody，而是在一个资源垄断的体制中，这些年轻人获得成功的最便捷途径，甚至唯一途径，就是加入一场恶的游戏。

恐惧、利益是普通人作恶的两个台阶，第三个台阶，则是意识形态。恐惧让人沉默，利益让人积极，意识形态则令人狂热。意识形态是什么？我们之前也讲到过，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翻译软件，把一个混乱的、无序的世界“翻译”成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很少有普通人愿意去作恶，但是，如果有一种意识形态把恶“翻译”成善，或把“主动的大恶”翻译成“不得已的小恶”，那愿意作恶的人就不但乌泱乌泱的，而且慷慨激昂了。其实，岂止纳粹主义，几乎所有的政治迫害，都会有一个将其迫害正当化的意识形态话语。

所以，普通人为什么会作恶？因为恐惧，因为利益诱惑，因为观念的魔法。个体的恶或许乏味，但是集体的恶从来并不平庸，它前面往往是权力的指挥棒在呼风唤雨，而燃料则是被不容置疑的政治话语所点燃的激情。也就是说，艾希曼或许并不像阿伦特所说的那样“不假思索”，在高压、在利益面前，他始终进行着精密的计算，而动听的意识形态则给了这种计算一个合理化的外衣。所谓盲目，与其说是个体的“不思考”，不如说是系统的“反思考”。它不是任何人天生的无能，而是制度所施加的近视。因此，面对恶的蔓延，面对高压，面对诱惑，尤其是面对那种不容置疑的政治话语，一旦你了解人之为人的脆弱，一旦你认出自己在极权主义当中的倒影，作为个体去思考，去看看不到的，去听听不到的，去寻找更大的图景，就不仅仅是一种兴趣，而且是一种义务。

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方式 🔗

因为人性深邃复杂，所以总难用一个结论涵盖所有人的所有情况。

下面三种常见的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方式，其实也适用于否定其他东西。其一，以多样性来否定某种价值倾向，比如我炒菜需要放盐，酸甜苦辣咸中偏爱辣和咸，但别人可以说你不是也爱吃甜甜的豆腐脑么。其二，以普世价值来否定思想观念上的差异，举个稍有点极端的例子，极简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极繁主义或者消费主义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躺平佛系是一种生活方式，努力奋斗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让思想观念处于两个极端人强行生活在一起，比如签订契约结成夫妻关系后共同养育很多个孩子，然后说都是为了孩子就这么过吧。其三，以变化来否定对进步的需要，也举个有点极端的例子，若是将人民的生活放到一个很长的时间尺度去比较，总可以说有些指标显示人们比以前生活得更好，想想以前就知足吧……昂？

所以说，比较是一种方法，人们可以通过比较来发现差异，也可以通过比较来否定或者忽视差异。怎么比较，取决于使用此方法的人有什么目的。

一种常见的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方式，就是以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去否认一个文化总体的价值倾向性。比如，如果我说，中国人倾向于有更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可能立刻有人会说，“我就认识谁谁谁，他完全没有民族主义观念”；或者如果我说，穆斯林世界对同性恋更缺乏宽容，可能立刻有人会说，“我就认识哪个哪个穆斯林，他们完全能够接受同性恋婚姻”。显然，我相信，每个文化内部都会有多元的声音，但是，我理解的文化差异，不是指每个文化铁板一块、万众一心，而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每个文化圈的“平均观念水位”或者“中间观念水位”的位置不同。

另一种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方式，是以每个文化内部的演进性，去否认一个文化在特定历史时刻的倾向性。比如，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说到巴基斯坦的“荣誉谋杀”。所谓“荣誉谋杀”，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是一个男性，因为他某个女性亲属做出什么“有伤风化”的事情，比如通奸、私奔，甚至仅仅因为穿着有点暴露，就直接把这个女人给杀了。讲到这个现象时，我表示很愤怒，我这个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基督教国家以前也非常歧视女性，中国不也是，等等。显然，基督教世界历史上有过烧女巫现象，中国古代也有过将通奸女性“浸猪笼淹死”的现象，这和今天巴基斯坦的“荣誉谋杀”相比，其残忍程度，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当我们谈论文化差异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特定的历史时刻”的差异，也就是在同一个时间的横切面里，不同文化是否存在着价值差异。毕竟，文化的冲突是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刻，400年前的英国人可能比今天的巴基斯坦人更加保守，但是他们不会相遇，会相遇的，是今天的巴基斯坦人和今天的英国人，所以特定历史时刻的文化落差很重要。

第三种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方式，是以“普世价值”去否认文化差异的存在。根据这种观点，世界上存在着普世的价值，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是人嘛。因此，我们能够观察到文化差异，“其实”仅仅是政治差异，无非是一些统治者以高压方式蒙蔽人心，一旦高压消失，“虚假观念”也会随之消失，普世价值自然就浮现出来了。老实说，我觉得“普世价值”这个词有点偷懒。显然，全世界的人都热爱自由。用秦晖老师的话来说，如果自由不是“普世价值”，为什么全世界的监狱都要上锁？全世界的监狱都要上锁，说明全世界人都渴望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当然是普世价值。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或许不是全世界民众是否热爱自由，而是当自由与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比如当自由和平等发生冲突时、当自由和秩序发生冲突时，人们如何排序？面对价值的冲突，也就是所谓“诸善之争”的时候，价值的排序或价值序列中的权重不同，就带来政治文化的差异，这才是“文明冲突”的起源。比如，有些文化重视秩序超过自由，有些文化则重视自由超过秩序；有些文化认为主权比人权重要，有些文化则认为人权比主权重要；有些文化更重视平等，有些文化更重视效率；等等。

所以，“文明的冲突”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什么时候会发生的问题，而是已经发生、正在发生，而且是在世界各个角落发生。根本而言，价值观冲突不是因为某些文明被历史囚禁或者被宗教绑架，而是因为每种文明消化现代化的冲击都艰难无比。只不过，某些文明更早地被冲击、被改造，所以对于后发展国家，现代和传统之争一度表现为所谓的“东西之争”“内外之争”。但是，随着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他者”更深地进入各国内部，矛盾开始内化，它不再是“内外之争”，而是转化为社会内部的现代派和传统派之争，在社会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内部展开。即使是在发达国家，这种斗争也方兴未艾，因为当保守派走向进步，进步派早已绝尘而去，更加进步了，两者之间的相对距离还是在那里，甚至在拉大。可以说，这种价值冲突是所有文明都不得不穿越的风暴。危险的不是观念差异，而是这种差异的极化。最好的可能性当然是，进步主义者走得更慢一点，等等自己走在后面的同胞，对身后的传统抱有更大的温情，而保守主义则走得更快一点，对未知和陌生更加开放。遗憾的是，人类往往要经历无数撕裂才学会宽容，要被激情的烈焰烫伤后才意识到激情的危险。在一个价值迅速变迁的时代，世界最终可能会变得更好，但是在此之前，它常常会变得更糟。

自身限制 🔗

此书第三章、第四章我很喜欢，但作者第五章提到的一些关于不平等的内容我并不认同，从我这样从小生活在底层的人的视角看，作者那部分文字太像是精英视角的“何不食肉糜”，这里不细写了。

书中提到全球化、主权国家、民主政治是很难兼得的“三难困境”，而或许公正、公平、平等也是一种“三难困境”，可是换一个角度来想，当代看起来难以解开的困局，也许只是因为我们能理解和分析的东西相对复杂的现实来说都太简单了，是我们自身的视野有限制，也是个人的力量有限制。历史上确实存在着能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可也总有无数受尽风吹雨淋的小人物合并成更大的力量，可到底要等到哪一刻小人物的力量才能越过某个拐点，不知道。

在各类运动项目没有诞生的年代，就是几百年前，千年前，也许就有很多田径选手、游泳健将、射箭高手的天赋未曾被挖掘，作为种地的农户度过一生。我看不到过去的人们如何生活。据说几百年后的未来将会变成实现男女平等的世界，现在的我也想象不出来。尽管现在我能看到很多事物，可脑子里仍时常感到迷雾重重。

端午的时候带着小侄女去小卖部买零食，其中有一样我觉得她吃起来会有风险，曾有一瞬动了念头想强行夺过来扔掉，但最终没这样做，因为我也不喜欢长辈打着为我好的旗号来替我做决定。小侄女让她妈妈给买了化妆的玩具，虽然知道化妆现在是幼儿园小女孩之间流行的游戏，但还是觉得是成年人世界里的东西太早入侵儿童的生活。依依说她们只是觉得有趣而已，从小接触也不算坏事，小时候越被明令禁止的事物，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反而会越好奇越有探索的意义，这也可以避免青春期躲着化妆变成精神小妹和黄毛小伙。其实生活中也有许多考验我们，教我们克服自身限制的小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