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经济（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是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博士论文，他于1936年暑假在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进行田野调查，在出国留学的邮轮上将调查资料整理成篇，后来在1939年出版成书。该书原是英文，在1984年译成中文。我读的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在2012年出的版本。

我是这两年才开始养成读书的习惯的，最初的契机是要读《庄子》并且找出一个答案。当初读的时候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日常生活中渺小的快乐一点一滴积累起来，也足以抵抗宏大的哲学思想，抵抗虚无缥缈的人生意义，结果自然就是被吞没。我曾陷入对知识的无限渴望之中，这份渴望其实也是诱惑，引诱我去通过获取更多的知识来寻找永恒的真理，但人类有限的生命使我不可能探索到穷尽一切的知识，最终只令我陷入焦虑。后来又读了一些历史和哲学的书籍，一方面我开始明白个人的抗争在时代、社会、人事、制度面前极其脆弱，另一方面也明白个人的认知和经验在诸多先贤面前也极其浅薄。再后来又读了一些个人传记、文学和文学批评的书籍，明白到人类本身有诸多缺陷，正是这些求不得、放不下的执迷不悟和执迷不悔造就了人类丰富的情感，人非强者、人非弱者，一个人活着，最最应该充分地感受幸福和快乐，也最最不该把自身思考的权利让渡给他者。再后来，我的阅读范围从文史哲拓宽到了社会学，而今到了人类学，此刻知识焦虑并没有出现，但仍然有些许懊悔，人生前三十年都干嘛去了！作为一个纯粹的理科生，在此之前都不知道文科的学科里面还有社会学、人类学的存在。至今才迟迟明白到，除了制度，文化对人类发展的影响竟然如此深远。

序 🔗

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作者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抛弃一切学院式的装腔作势。他充分认识到，要正确地解决实际困难，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费博士看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对此，科学确实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真理能够解决问题，因为真理不是别的而是人对真正的事实和力量的实事求是。当学者被迫以事实和信念去迎合一个权威的教义的需要时，科学便被出卖了。

“对形势或情况的不准确的阐述或分析，不论是由于故意的过错或出于无知，对这个群体都是有害的”，因为这会造成这样的错误：预先假设了不存在的力量或是忽视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研究历史可以把遥远过去的考古遗迹和最早的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同样，亦可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来追溯过去。两种方法互为补充，且须同时使用。

作者费孝通的导师名为马林诺夫斯基，是英国社会人类学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学派有个别名叫做功能学派。按照我的理解，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大意是，不论是制度、文化、思想、风俗等较抽象的事物，还是更加具体的物质上的事物，它们的诞生和演化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活需要，都可以算是具有某种功能的工具。有点近似于“事物存在即合理”，不“合理”的，或者说功能丧失的工具，会逐渐被人类抛弃。

读书的时候上思政课，教科书上写我们要牢记历史、铭记耻辱，因为我们要发愤图强实现民族复兴，这一点和读史以鉴今的思想构成了我对历史的全部看法：遥远、隔阂、静止、混乱。因为以前我总觉得现在和过去是不一样的，古代和现代也是大不相同的，现在我发现，有些政治制度是一样的，有些文化思想是一样的，竟然仍然存在着那么那么多从未改变过的事实。

读到“当学者被迫以事实和信念去迎合一个权威的教义的需要时，科学便被出卖了”时，想起之前看《我们与恶的距离》里面的一句话“小时不读书、长大当记者”，“记者出卖良心”的事情普通人都已经见惯不怪了，不过“学者出卖科学”、“官员出卖人民”的事情普通人还是见得少，他们跟普通人已经没有生活在一个圈子里了。

第一章 前言 🔗

这种研究也将促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传统经济背景的重要性及新的动力对人民日常生活的作用。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扰而已。目前形势中所发生的问题是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例如对我们观察的这个村庄的经济问题，只有在考虑到两方面的情况时才能有所理解：一方面是由于世界工业的发展，生丝价格下跌，另一方面是以传统土地占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副业在家庭经济预算中的重要性。对任何一方面的低估都将曲解真实的情况。此外，正如我们将在以后的描述中所看到的，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旧，其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人民如何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正确地了解当前存在的以实事为依据的情况，将有助于引导这种变迁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社会科学的功能就在于此。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的目的人要改变文化。

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它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所以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

为了一定的目的人要改变文化。读完整本书以后，我也还是没弄明白这一点，为什么在经济发展、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应该要改变文化？是因为社会、民族的文化所定义的范围更广大，包含了人们的思想，文化衍生思想，思想指导人们生产、生活中的行为？

总能见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之类的描述，但我确实不懂得文化这个词语所涵盖的范围具体是什么。

第二章 调查区域 🔗

村里的人占有土地共11圩。圩是土地单位，当地人称一块环绕着水的土地单位为“圩”。每个圩有一个名字。圩的大小取决于水流的分布，因此各不相等。该村土地的总面积为3,065亩，或461英亩。据1932年官方勘测，各圩的名称及面积如下表所示，其中有两圩部分属于其它村子，由于无明显的界限，我只能粗略地估计属于开弦弓那部分土地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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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民国纪年，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是民国元年，1932年是民国二十一年，那时候官方勘测土地以亩为单位，令我讶异的是居然能够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这反映出当时的田亩形状应该是极不规则的，其中一个原因源于“分家”，一个大家庭随着子女成长建立新家庭后要分家，分家的同时也会重新划分财产和田亩。我爷爷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出生的，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民重新分配了土地，因此我们村以及附近村落的田亩形状都较为规则。

村里的人1935年该村的人口有过一次普查。因为出生、死亡情况一直没有连续的登记，所以我只能把这次普查结果作为分析的基础。在人口普查中，对村里的所有居民，包括暂时不在村里的人口，都做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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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5','26-30','21-25','16-20','11-15','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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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国进行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在202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有记录按年龄、性别统计的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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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 data.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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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_title(left = 'center', text = '中国（2020年）')

在1935年的开弦弓村，5岁以下儿童中有女孩87人、男孩118人，按女孩100可换算为100：135。到了2020年的中国，0-4岁儿童中有女孩36914557人、男孩40969331人，按女孩100可换算为100：110。看起来，虽然比例仍然失衡，但是问题有所减轻。

从法律观点看，一个人只要在某地居住三年以上，他就成为当地社区的一名成员。可是在人们的眼里，这样的人并不是真正的本村人。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看重“落叶归根”，即一个人从何处生便要归往何处。根，也和人们相信存在死后世界有关，倘若生前保有亲、朋关系的两人，死后被埋葬在相近的地方，人们便相信这两人在死后世界依然相伴，他们之间的情、义得以延续。根，是难以迁移的，因此离开家乡的人会眷念故土，在家乡之外的地方生活会存在“客居”的心理。

明朝时期的户籍制度较为严格，人们的户籍难以变更，绝大多数人被户籍限定生活在当地。据《赵军洁：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历程回顾、改革估价和趋势判断》一文，我国早期的户籍制度也是严格限制人口流动。在人口流动较少的年代，即使是互不相识的本地人，也可通过相似的口音与生活习惯而辨认对方，而形成维护本地文化及生活圈子的群体，自然便会排斥外地人。即便是当今，大城市里本地人排斥外地人的言论也不算新鲜。

第三章 家 🔗

按照当地的习惯，孩子长大后就要分家产。有限的土地如果一分为二，就意味着两个儿子都要贫困。通常的办法是溺婴或流产。人们并不为这种行为辩护，他们承认这是不好的，但是有什么别的办法以免贫穷呢？从这个村子中儿童的总数可以看到这个结果：16岁以下儿童，总共只有47名，平均每家1.3个。杀害女婴就更为经常。父系传代及从父居婚姻影响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在父母亲的眼中，女孩的价值是较低的，因为她不能承继“香火”，同时，她一旦长成，就要离开父母。结果0—5岁年龄组的性比例是：100个女孩比135个男孩（第二章第5节）。只在131家中，即占总数37%的家中，有16岁以下的女孩（不包括“小媳妇”），只在14家中，有一个以上的女孩。

孩子出生后，按习惯当母亲的不长期休息。她在一个星期之内便恢复家务劳动。当地向我提供情况的人认为，这种做法是造成妇女产后高死亡率的原因。

如果把双方的争议看成一件经济交易是完全不正确的。财礼并不是给女孩父母的补偿。所有的聘礼，除了送给女方亲属的一部分外，这些聘礼都将作为女儿的嫁妆送还给男家，而其中还由女方父母增添了一份相当于聘礼的财物。究竟女方的父母增添多少嫁妆，是较难估计的，但按照一般能接受的规则来说，增添的财物如果抵不上聘礼，那就是丢脸的事，女儿在新的家中的地位也将是尴尬的。尖锐而热烈的协商本身具有双重的意义。它是母爱与父系继嗣这两者之间斗争的心理反映。

女孩子终于到了他丈夫的家中。她发现自己处在陌生人的中间，但这些人又属于和她有着最亲密的关系的人。她的地位是由习俗来支配的。夜间，她和丈夫睡在一起，她必须对丈夫十分恭顺。她只能和丈夫发生两性关系。白天，她在婆婆的监督下从事家务劳动，受她婆婆的管教。她必须对她的公公很尊敬但又不能亲近。她必须灵活机敏地处理她和小姑子、小叔子的关系，否则他们将同她捣乱。她要负责烧饭，而在吃饭的时候，她只能坐在饭桌的最低下的位置，甚至不上桌吃饭。必须记住，她在娘家的时候，生活是相当自由的，因此，可以想象她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新环境。这是她要严守规矩的时候了。她偶然也被允许回家去看望她的母亲，并向她的母亲哭诉一番以解心头之闷，差不多所有的新娘都是这样做的。但正如俗话所说：“泼水难收”，没有人再能帮助她。她只能接受她的地位和处境。

媳妇无权提出离婚。她唯一可以采取的有效行动是放弃家庭。她可以逃奔到城里去，在那里找些事干来维持生活，直到有可能和家庭慢慢达成和解。如果她丈夫坚决地支持他的母亲，以致夫妻和好无望时，她可能采取更加绝望的行动，即自杀。人们普遍都迷信她将变成鬼为自己报仇。此外，她自己的父母、兄弟将要求赔偿，有时甚至把丈夫的房子部分拆毁。因此，仅仅是自杀的威胁，实际上已足以使人们重新言归于好。另一方面，当婆婆的由于害怕面临这种可能性，因而她通常还不敢把媳妇逼到这种地步，以免激起她自己都十分害怕的后果。

读到这个章节时，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

第四章 财产与继承 🔗

不论是土地或房屋均为单系继承。女儿无继承权。女儿出嫁时，父母给她一份嫁妆，包括家具、首饰、衣服，有时有一笔现钱；但从不分土地或房屋，甚至最穷的父母也得为女儿备一份被褥。

当他们对家庭的贡献超出他们自己的消费时，便已开始赡养父母。虽则由于经济收入归家庭的缘故，他们供给家庭的份额并不明显。

甚至到父母死亡，尚未完全解除下一代对上一代的义务。对遗体的处理、服丧和定期祭祀，都是子女义务的延续。由于受赡养和祭祀的一方对这些义务不能施加直接的影响和控制，宗教信仰和公众舆论便成了强烈的约束力。

村里同城镇的做法不同，棺材不埋在地下，而是放在地上桑树丛中，用砖和瓦片盖起一个遮蔽棺材的小坟屋。如果这家买不起砖和瓦，则用稻草搭成坟棚。这样，并不因为埋葬而荒废土地。

人们相信死者的灵魂离开尸体，进入阴间。死后第十七或十八天灵魂将回到家里。那天，家中应准备就绪，迎接死者的灵魂到来，女婿将奉献木龛一个，内立有死者名字的牌位，安放在堂屋里，举哀49天。每餐都准备好食品供在灵位前，并且有一妇女在旁边哀嚎恸哭，如诵悼歌。这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的义务，也是儿媳对公婆的义务。男人从不参与这种恸哭。举行丧礼期间，邀请保管家谱的和尚在死者面前念佛经。人们相信诵经对阴间有财富的价值。从此，死者的名字便由和尚记载在家谱中，列入崇祀的名册。

例如，遗体被放进棺材时，捧头的行动被认为是长子继承父母那份额外的土地的合法证明，也是在亲属中指定一名继承人的决定性依据。

服丧的时间及戴孝的轻重并不与传嗣相关。而在某种程度上与实际的社会关系及他们与死者之间的标准化的感情关系相关。

读到这个章节时，我也一点都不感到惊讶。

？第五章 亲属关系的扩展 🔗

除了父亲、母亲、祖父、祖母的称呼外，人们根据不同的性别、年龄、血统关系和姻亲关系，用父方的所有亲属称谓来称呼同村人并用母方所有的亲戚称谓，除外祖父、外祖母以外，来称呼外祖父母村子里的人们。亲属称谓的这种延伸的用法，起到了区分不同的地方和年龄组的作用，并可由现存的亲属关系派生的这种关系来说明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

在对别人的称谓这方面，我一向很迷惑，只知有年龄、性别的区分，不知还有父方母方的区别，也从没对父方的亲人为亲属、母方的亲人为亲戚作为区别。我外祖父、外祖母也是同村的，不管同村外村，年纪比爷爷奶奶大的人统称为爹爹奶奶，年纪比父亲母亲大的人统称为伯伯。村子以外的地方，买东西都称呼别人为老板。

汉字是象形文字，最初都由物或形演变而来。我忽然好奇父母二字是从何处借形，于是搜了搜这两个字的金文，大致长下面这样。父的金文看上去是正在举着工具劳动的人，而母的金文一看就是乳房发育了的女性。

一般把比父亲年纪大的男性称为伯伯，比父亲年纪小的男性称为叔叔，符合古代“伯（孟）仲叔季”的排列顺序。想起迅哥儿写的《采薇》里面伯夷叔齐两兄弟的故事，他们俩之间是不是还少了位兄弟呢？出于好奇的心理，我又在搜了搜兄弟姐妹四个字的金文，看起来都十分有趣。

当情况有了变化，年纪大的人变成在他（社会地位）下面的人，原先的尊敬的感情与整个环境不甚相符。因此，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便引起心理上的别扭，最后引起语言的改口。

书里村长职位通常由获得了村民信任和尊敬的人来担当，但现在村长的任命和村民基本无关。一个不为村民做实事的村长，他本人在村里平时是没什么存在感的，除了他家楼房墙面上最为特别的瓷砖。

经济上，他们变成独立了，这就是说他们各有一份财产，各有一个炉灶。

这句让我联想到“另起炉灶”，除了家庭的分家，要是人们合伙成立任何经济单位，脱离再建立新的，都可以称为“另起炉灶”。原来有些成语还真得就是从生活中演变而来。

第六章 户与村 🔗

邻里，就是一组户的联合，他们日常有着很亲密的接触并且互相帮助。这个村里习惯上把他们住宅两边各五户作为邻居。对此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乡邻”。当新生的孩子满月以后，他的母亲就带他去拜访四邻。

既然习惯把住宅两边各五户作为邻居，为何只拜访“四邻”？前些天去爬黄山，在火车上看到山里人家的房屋并不是连成一排的，而是紧密且随机地排布在一起。“四邻”的四字应该是指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在村里，除了祭祀祖先外，最经常得到祭祀的是灶王爷，有时也包括灶王奶奶。

总听说有灶王爷，头回听说还有灶王奶奶。朋友说，土地公也有土地婆啊。

使神道高兴或不去触怒神道的愿望是一种对人们日常行为很重要的控制。标准是看遵奉还是违犯传统的禁忌。我还不能列出一张表格来说明各种禁忌，但在日常生活中，却肯定地存在一种模糊的恐惧，人们怕做出了使神道不悦的行为，而引起上天的干预。就我所知，这些禁忌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敬谷为基础的，有如不能踩踏或糟踏稻米，甚至馊饭也不得随意抛弃。最规矩的方式，就是把每一粒米饭都吃下去。如果实在做不到，就把这些米饭抛到河塘中去喂鱼。第二类禁忌是和有关性的事物都是脏污的意识联系在一起的。所有与性有关的行为和东西，都必须从厨房中清除出去。妇女在月经期间，不准接触灶王爷神龛前的任何东西。第三类禁忌和尊敬知识相联系。任何字纸，甚至是新闻报纸，都应仔细地收集起来；废纸应加以焚化，但绝不在厨房里烧毁，而应送到庙宇中专门用来焚化纸帛的炉子中去加以焚化；或在露天烧掉。

有一个组织完善的天庭的观念，使得人类的行动与上天的干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了。任何违犯禁忌的行为，并不因触怒上苍而直接受到惩罚。这件事情要由天庭的管理机构来处理。因此，如果能防止上天派来的监察者——灶神看到或向上天报告人们的行为，则犯了禁忌也不会受罚。人们并不认为上天的使者是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他们实际上只是一些肉眼所看不到的人，有着和普通人差不多的感情和愿望。既然他们和人们相像，他们也具有人们同样的弱点和愚蠢。因此，凡是人们所能使用来对付人间警察的各种方法，诸如欺骗、谎言、贿赂，甚至人身威胁等等对付天庭派下来的监察使者也都能用上。

这表明他们很不愿意把自己的行动自由驯服于社会性的限制，这种限制是社会强加于他们的。这与对祖先的祭拜是稍有不同的。祭拜祖先，反映了对已故祖先的依恋的感情。

迅哥儿写的《送灶日漫笔》和《谈皇帝》有提到人们如何糊弄鬼神和当权者的故事。忘了去年还是前年过年的时候，跟着我爸他们去祭祖，有几处地方人迹罕至，杂草疯长到了小腿一半的高度，掩埋祖先的土堆也消失了踪影，连他们都忘记本来是要来祭拜谁的了。若祭拜的祖先是后人不再认识的人，那么祭祖只是后人在履行对先人的义务。

第七章 生活 🔗

从消费的角度看，村里的居民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差别，但从生产上看，职业分化是存在的。

为满足人们的需要，文化提供了各种手段来获取消费物资，但同时也规定并限制了人们的要求。它承认在一定范围内的要求是适当和必要的，超出这个范围的要求是浪费和奢侈。因此便建立起一个标准，对消费的数量和类型进行控制。人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的物质是充足还是欠缺。按照这个标准，人们可以把多余的节约起来。有欠缺时，人们会感到不满。安于简朴的生活是人们早年教育的一部分。浪费要用惩罚来防止。孩子们饮食穿衣挑肥拣瘦就会挨骂或挨打。在饭桌上孩子不应拒绝长辈夹到他碗里的食物。母亲如果允许孩子任意挑食，人们就会批评她溺爱孩子。即使是富裕的家长也不让孩子穿着好的、价格昂贵的衣服，因为这样做会使孩子娇生惯养，造成麻烦。节俭是受到鼓励的。人们认为随意扔掉未用尽的任何东西会触犯天老爷，他的代表是灶神。

根据我目前的材料，难以确定社区停止聚会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当地人民之间的联系。但当我坐在人们中间，听着他们叙述村际“出会”那些令人兴奋的往事时，我明白地觉察到他们对于目前处境的沮丧和失望之情。我并不想再恢复那些盛大的场面，并对其社会价值进行估价，然而对往事的回忆是形成人们目前对现状的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人们心目中，停止这些庆祝活动，直接说明了社会生活的下降。由于他们盼望着过去的欢乐日子复而再来，所以他们不会拒绝任何可能采取的确信会改善社会生活的措施。

然而，经济萧条使礼仪受到了影响。例如采取了“小媳妇”的制度来改变昂贵的婚礼（第三章第8节）。它是由于经济便利才被采用的，但对亲属组织却发生了深远的后果。姻亲关系的完全或部分退化已使妇女和儿童的社会地位受到影响。彩礼和嫁妆的取消延长了青年在经济上依赖父母的时间。所有这些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礼仪开支不全然是浪费和奢侈的。这些开支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人们消费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与文化和礼仪相关的消费支出被看做是正当的。前段时间看新闻，贵州“村BA”火爆出圈，几场篮球赛带动了台盘村村民收入增长，球员和观看球赛的观众均有获益。在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里，本就不该只是仅仅为了衣食住行而忙碌。

例如，在正常情况下，村民不会去买米，因为他们自己有储备。只有在家庭经济困难，储存的大米已被卖光时，村民才去买米来吃。在这种情况下，现金交易量的增加与生活下降有关而不是与生活改善有关。只有这种情况才会在账目中有所反映。很明显，在研究乡村社区生活水准时，简单地以货币的收支来总计家庭预算，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

根据2022年国家统计局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比城市低很多，其中表2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跌幅度显示，在居住这一项的居民消费价格，城市上涨0.5%，农村上涨1.3%。根据注释，居住类价格包括租赁房房租、住房保养维修及管理、水电燃料、自有住房服务价格。为撒在居住上面，农村的涨幅比城市高呢？接着又翻了2021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同样是居住，城市上涨0.8%，农村上涨1.1%。

第九章 劳作日程 🔗

有机世界的季节循环的知识，对人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农民的生产活动不是个人自发的活动。他们需要集体的配合和准备。他们必须知道种子何时发芽以便确定播种日期，必须知道秧苗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长成以便把土地准备好进行移植。如果没有农时的计算，就不能保证在正确的时间里采取某种行动。辨认时间不是出于哲学考虑或对天文学好奇的结果。正如布·马林诺夫斯基教授已明确指出的，“计时法不论如何简单，它是每一种文化的实际的需要，也是感情上的需要。人类每一群体的成员都需要对各种活动进行协调，例如为未来的活动选定日期，对过去的事进行追忆，对过去和未来时期的长短进行测量。

中国农村中使用的传统历法是以纪月系统为基础的阴历。它的原理如下：望日被视作一个月的第十五天的夜晚。因此，每一个月的天数是29或30天（实际上一个月历时为29.53天）。12个月为一年，共有354.36天，其总数与纪日系统的阳历365.14天为一年的数字不合。每隔二或三年有一个闰月以补足每年缺少的天数。但是有机世界的季节循环更多地是遵循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关系，与地球和月亮之间的关系较少。虽然两种系统最后有闰月来调整，但这两种系统的日期永远不能有规律地一致起来。

实际上，在传统历法中，有一种潜在的纪日系统。它表明各个时期地球在其太阳轨道中的确切位置。这一系统中的单位是“节”，意思是“段”或者“接头”。整个太阳历年分成24个节。

传统的节气并不是用作记日子的，而是用来记气候变化的。有了这一总的系统，每个地方可根据当地情况来安排农活日程。

读到这里才知，原来农历（阴历）、公历（阳历）、24节气日历是三种历法。

以前读过一个故事，大致是一个农场里有只鸡留意到每天早上七点农场主会来喂食，持续了一年且日日准时，于是第二年的第一天，那只鸡得出了它的结论，早上七点一定有食吃，哪知那天早上农场主把它宰了吃了。由于这只鸡只收集了一年的样本，于是它只能得到一个不够稳定的结论。倘若有个人活了数千年，他在每年清明都观察到天会下雨，那么他得出结论每年清明必定下雨。除开地域因素，几千年的样本得出的结论算是相对稳定的。倘若地球有意识，它收集了从无到有再到再次湮灭的样本，当未来地球生态气候被破坏到一种无法逆转的地步，清明下雨的结论便也会被推翻了。

第十章 农业 🔗

然而到目前为止，科学只能通过人力的有效控制来支配自然因素。自然界中尚有不能控制的因素。譬如对水的基本需要只能通过排水、灌溉、筑堤、挖沟等人为的手段进行部分的控制。大部分还是要靠雨水。如果雨水太多或太少时，不管人们如何努力使用水泵，稻还会枯死或淹死。

承认人的力量有限，转而产生了种种巫术，但巫术并不代替科学。它只是用来对付自然灾害的一种手段。它不排除其它手段。科学和巫术同时被用来达到一个现实的目的。巫术不是一个自发的个人的行动，而是一种有组织的制度。有一个固定的人，他拥有魔力并负责施展巫术。其次，有一套传统的礼仪来唤起超自然的干预。最后还有一些神话来维护这种礼仪和巫术师的能力。当遭到水灾、旱灾和蝗灾的威胁时，便要施行巫术。过去每逢这种时机出现，人们纷纷到县政府去要求巫术的帮助。按照古老的传统，县行政官就是百姓的巫术师。

地方行政官的这种巫术师的职能是与现代行政公务的概念相违背的。而且，现在的政府认为人民中间的迷信是社会进步的障碍。因此政府发布了各种命令禁止任何巫术。所以现今的地方行政官不仅拒绝履行人民的巫术师的传统职能，而且还应该执行反对巫术的法律。但水灾、旱灾、蝗虫的自然威胁仍然危害着人民。他们的科学知识和装备仍然不足以控制许多自然灾害，对巫术的需要依然保留不变。一个前地方行政官告诉我这个问题是如何得到解决的。“在人们普遍要求对旱灾有所举动的压力下，我不得不发出命令禁止宰猎。我认为这是很有用的，因为流行病往往与旱灾俱来，素食能防止传染病流行。这是这种信仰的真正的作用。在我缺席的情况下组织了游行。强迫人们不抵御旱灾是不利的。只要巫术对人们的生活起着一些有用的作用，尽管政府发出多少命令和阐述很多理由，它仍然会存在的。在理论上，从把巫术当作一种假科学，并认为它对科学发展是一种障碍，转变到承认它的实际作用，对于处理这个问题采取实际态度方面，能给以一些启示。这种事情不是命令所能禁止的，只有提供更有效的人为控制自然的办法才能消灭巫术。既然目前不可能有完全的科学控制办法，那么在人类文化中也难以完全消除巫术。

这里的“巫术”寄托了人们热烈期盼的一种信念，遭遇水灾时人们期盼水退，遭遇旱灾时人们期盼落雨。当人已无能为力时，人们只能期盼神来渡众生。但是在古代的传统文化中，有时天灾也被看作是对人类的惩罚，当天灾落下后，神也只会旁观。于是乎，当神不渡众生时，人们渴盼被拯救的信念总需要一个有着落的地方，“巫术”便产生了。人们一厢情愿地相信巫术师拥有“魔力”，这里是魔力的魔字，不是神力，也不是法力。唉，当神也无能为力时，人们祈求魔渡众生。

第十一章 土地的占有 🔗

“我们能够立刻提出这样一条原则，任何仅从法律的观点来研究土地占有的企图，必然导致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如果对于当地人的经济生活不具有完备的知识，就不能对土地的占有进行定义和描述。”

“‘对游戏本身一无所知，就不能理解游戏的规则。’这句格言说明了这种方法的本质。你必须首先知道人类怎样使用他的土地；怎样使得民间传说、信仰和神秘的价值围绕着土地问题起伏变化；怎样为土地而斗争，并保卫它；懂得了这一切之后，你才能领悟那规定人与土地关系的法律权利和习惯权利体系。”

土地，那相对的用之不尽的性质使人们的生活有相对的保障。虽然有坏年景，但土地从不使人们的幻想彻底破灭，因为将来丰收的希望总是存在，并且这种希望是常常能实现的。

对于不同品质的土地，地租被分为九等。平均每亩地约交2.4蒲式耳租米。这等于土地全部产米量的40%。

这一章详细地阐述了不在地主制度以及包租制度，当时地主向佃户收取的租金是由地主决定的，佃户没有任何议价权。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明清末期，农民起义频繁爆发，原因较多，最主要的一个是，地主阶级兼并了大量田地，农民失去土地所有权后给地主作佃农，但是由于各类苛捐杂税过重，作佃农也活不下去，农民们只剩下起义这一条路。新中国建立后，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种地不再需要交税。但阶级矛盾又换了一个新的形式。农业用地仍然在农民手里，但城市各类土地规划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卖地建房子，资源向城市聚集，城镇化率不断攀高，于是有房阶级和无房阶级的矛盾诞生了。在封建社会，佃农租用了地主的田地，地主向政府缴纳拥有土地所有权的税，佃农向地主缴纳使用土地的租金。在现代社会，在没有房地产税的情况下，有房阶级不需要缴纳拥有房产的税，无房租房阶级既要缴纳使用房产的租金，也需要向政府缴纳工资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当然，现代税制并不是如此简单。因为土地而产生的矛盾改头换面，变成了因房子而产生的矛盾，说到底还是富裕阶级和贫穷阶级的矛盾。

第十二章 蚕丝业 🔗

世界经济的资本主义结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被压迫国家的政治地位以及摩登女郎新近获得的赤脚审美观等等，这一切都可能直接或间接成为中国农村生产的生丝价格下跌的原因，但变革力量不会把这些全部都考虑进去。

机器用来增添人类的幸福。不幸的是，它被用来为相反的目的服务。但我仍然相信，试图把这些工具引进中国的改革者的责任，是寻找一种正当的办法使用机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人不应该成为机器的奴隶。换句话说，把机器当作一种生产资料的人应该拥有机器。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合作的原则。要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来组织新的工厂容易得多，但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应该为资本家的利益工作而使人民更加痛苦吗？从技术改革所得到的利益应该归于参加生产的人们。

**机器用来增添人类的幸福。**但机器的生产需要靠资本来推动，有了资本的投入，必然要期盼机器带来的回报，这仍然是一个追逐利益的循环。在机器帮助人们提高效率的同时，必然也会因为人类逐利的本性，最终演变成悄无声息地损害人们的幸福。

第十四章 贸易 🔗

交换是个人之间或一些人之间，他们的物品或劳务在某种等价的基础上，相互转换的过程。哪里有专业化的生产，哪里便需要交换。生产专业化甚至发生在家庭的不同成员间，但在家庭中，交换方式同在市场中所见到的不同。因为首先在集体经济中，分配和交换的过程不易区别。在田里劳动的丈夫靠妻子为他煮饭。从妻子对生产过程的贡献来说，她对农产品的权利，应该列在产品分配的项目下。但如果她消耗的要比她分配所得的那一份多，实际上便产生了交换。其次，当财产为一个群体的成员共同所有时，交换的要素是模糊不清的。有了劳动分工，成员通过不同的职业向共同生活的来源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从这一来源获取各自生活所需的资料。各成员之间究竟作了些什么交换因而是不明显的。这并不意味着权利和义务的相互关系的概念、贡献和享受对等的概念不存在于亲近的社会群体中。相反，它们是家庭生活中发生争吵和不满的最常见的原因，并且往往发生一种妒忌性的坚持不下的局面。

书中第十四章将交换定义为贸易的本质，而第十五章阐述了交换如何变得不再等价。物的价值进入市场后可以钱币进行换算，它的价值不再固定，而是受到许多外界因素影响而波动。等量的大米在不同的时间换算成钱币，再换回大米以后，会有损失，数次交易便令交换不再等价。

而在家庭内部，交换不能等价的原因更加明显，不同的人心里对同一件事的价值衡量标准不同。一件事在一方看来是付出，也许在另一方看去便是剥夺。

第十六章 中国的土地问题 🔗

当他们的收入不断下降，经济没有迅速恢复的希望时，农民当然只得紧缩开支。关于中国农民的开支有四类：日常需要的支出，定期礼仪费用，生产资金，以及利息、地租、捐税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农民已经尽可能地将礼仪上的开支推迟，甚至必要时将储备的粮食出售。看来，农民的开支中最严峻的一种是最后一种。如果人民不能支付不断增加的利息、地租和捐税，他不仅将遭受高利贷者和收租人、税吏的威胁和虐待，而且还会受到监禁和法律制裁。但当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惧时，农民起义便发生了。也许就是这种情况导致了华北的“红枪会”，华中的共产党运动。如果《西行漫记》的作者是正确的话，驱使成百万农民进行英勇的长征，其主要动力不是别的而是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

土地问题换了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