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跨越边界的社区》我看的是2018修订版，记得2000版的作者署名是项飚，而这版署名是项飙。关于这处变化，作者在序一最后的段落做了说明，原来老家户口本上登记的是飙，作为一个连续存在的人口管理对象，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需要改过来。
这篇读书笔记大概会写得特别散乱，因为我每天都会反复放下和拿起阿木去世的事，实在是有些损耗得心力不足。无奈的是现在对生活的兴趣下降太厉害，也不想总是魂不守舍地发呆，所以为了找点事做，还是想着写点什么吧。
发展历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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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衣服谋生：国营工厂样式过时，北京“穿衣难”，存在需求缺口，温州人来北京做衣服，各户独立进行服装加工、自产自销，逐渐聚集成“浙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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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代销模式：“浙江村人”起初在农贸市场附近摆摊卖衣，后来在商场外面摆摊，为了扩大市场开始进商场“包柜台”，服装加工与销售之间的分工初步形成，交易成本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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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经销模式：皮夹克热、老外进村，需求进一步扩大，产生了个人开设的交易集散中心。
“和老外做生意没有拖欠，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点比代销好。”
- 市场进一步扩大：北京竞争太激烈，浙江村人扩散、开拓新的领地。小地方物价水平低，与大城市存在信息差，大城市过时的样式在小地方依旧好卖。形成“全国性的流动经营网络”。
北京“浙江村”身在首都，而手脚则遍及全国。据估计，全国温州人经营的皮夹克中大概80%来自北京，其跨区域的远距离交易效率极高。
“浙江村人”认为：越是小本的生意，越要在大地方做，因为那里老乡多，“就跟火车站人挤人一样，不用你自己用力，抬着你就走了”。而有了一定的资本，到小地方做，资本的利用率反而高。
- 经济发展迅速衍生出商业、居住、服务等多方面的配套需求。
- 打通完整产业链：从服装加工到下游销售都得到充分开发的同时，促使上游产业链进一步完善，如布料市场、金融市场等。
- 形成更大规模的交易集散中心：起初是个人到路边卖、进商场包柜台、小规模的交易集散中心，到后来政商合作建立京温市场（ps专门的服装批发市场），再后来建设更多服装商城，进一步加速流通效率。
- 居住及配套服务：起初租北京人的房子，治安不好催生更安全的居住需求，大老板开始盖大院。
为什么需要不断跨越边界？ 🔗
- 跨越地域的边界
书中记录的故事主要发生在90年代，不过作者和很多浙江村人关系很好，也记下了一些人80年代初来北京的故事。北京“浙江村人”大多来自浙江温州，本来都是农民，因为只种地活不下去，开始背井离乡寻找更多生存的机会，很多人最开始不会做衣服，但靠着“老乡带老乡”的方式渐渐进入了这个行业。
后来随着北京的服装行业分工加深、竞争越来越激烈，“浙江村人”又开始从北京跨越到全国其他地域，有的是开始做材料生意如布料、纽扣、皮革，有的是从北京换到小城市继续包柜台卖衣服，在这个过程中“浙江村”相关的经营网络逐渐辐射全国。
之所以需要跨越地域的边界，从温州去北京是为了谋出路，而从北京发散到全国则是为了谋求更多出路。
- 跨越关系的边界
“浙江村人”要在北京立足除了做衣服、卖衣服以外，还需面临当时艰难又复杂的居住、经商环境，这就让他们的生存模式中必须掺杂一种特色——经营关系。
最开始治安不好的时期，有北京人会在路上拦着要钱，而浙江村人与其起了冲突以后，当地警察容易偏帮北京人，这样的前提下，浙江村人意识到除了老乡之间互帮互助的关系以外，还需要有点政府里面的关系，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
为了扩大市场，浙江村人要进商场包柜台来卖衣服，而这在当时的政策上属于空白，于是要跟在商场做管理的经理们搞好关系。后来政策风向转变，新的政策出台正视了经济发展的需求、填补了空白，“空白”逐渐变成“准许”，再后来北京市大兴区政府和温州市政府合作建设京温服装批发市场，更多的温州大老板也开始投资房地产建设服装商城，于是需要进一步和工商部门等各类各级政府搞好关系。
浙江村渐渐形成了大型社区，对于这些大量聚集的外来人口，政府一方面认可他们对带动经济活力所做的贡献，另一方面又必须处理治安方面的问题，时不时需要对浙江村进行驱赶。稳定、安全的住所是浙江村最重要的居住需求，这就兴起了一波“盖大院”的热潮。浙江村人与当地有土地的村集体、国企或其他部门合作，盖起大院并实现内部自治，同时浙江村人与提供土地的北京人形成了利益共生的关系。
之所以需要不断跨越关系的边界，在于当时“闯北京”是一种空白，浙江村人需要和“北京”建立不同的利益共生关系，既是追求更高的利益，也是追求更多的保障。
- 跨越管理的边界
按照我国历史上最初的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人口流动是受到严格管制的。从80年代大量浙江村人闯北京开始，跨越地域边界的同时也跨越了行政管理的边界，作为被管理的对象，浙江村人在北京的基本生存权益总是“低人一等”，即便是在浙江村内部颇有些权威的大人物，在北京的医院就医依然可能遭受外来人口歧视。
在被管理者与管理者的互动之中，双方的认识不断加深、改变，经历了从严到松、从松到严的几轮变化，最终政府正式出台相关法例以适应新的需求。
90年代浙江村兴起盖大院的热潮，而1995年政府的大清理将所有大院全都推倒，所有浙江村人全部驱逐出京。起初大院老板们还有不少侥幸心理，认为会和以前几次一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应付过去，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托了很多关系，最终不得不接受事实。尽管几个月后风声过去，浙江村人又得以重新回到北京，但这次大清理也让他们真正意识到，政府的意志不可违逆（ps雷霆威光不可直视），若要为自身利益寻求保障，此后更应该要从立法上、从制度上来争取追求正规合法的形式。《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于1995年施行、后于2005年废止，后来又有流动人口管理办法，至2016年改为居住证制度，北京的外来人口也从政府“管理的对象”过渡为“服务的对象”。
之所以需要不断跨越管理的边界，在于当时的法定条例不足以满足群众的真实需求，跨越管理边界的互动也是在推动政府治理的变革。
题外话，最近看到一则新闻引起的议题。现行的《工伤保险条例》于2003年经国务院讨论通过，其中关于工伤认定的有下面这样一条。
第十五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从2003年至今的二十多年间，医疗方面的设施条件、技术水平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种质的提升有无可能抢救超过48小时也仍然需要坚持呢？当然，即便48小时的限定可能不适用于当前现实，不过我对医学一窍不通，猜想应该不是延长时限就能简单解决问题的。
对“分割-攫取”的理解 🔗
分割的本质就是用制度、规则强行划分人与人之间的阶级，阶级高的人群从阶级低的人群身上攫取价值，为了维护制度的运转，让阶级低的人遵守规则，定义制度与规则的话语权始终掌握在阶级高的人手上。类似的涵义我多年来深有体会，不过第一次在书中看到这个概念时，感受到一种震撼，明白了“顿悟”和“渐悟”的区别。下面列举一些我的视角看到的栗子们。
- 情感勒索
父母对孩子说：“我供你吃供你穿，现在要乖乖听话，将来长大报答我们”。恋人和对象说：“你哪里哪里不如我，是对我的亏欠，你应该如何如何补偿我”。这类言语将被勒索者的个人价值与自身存在进行分割，使其无法由内而外地认可完整的自己，从而被控制、被攫取。
- 城乡二元分割
所谓“分割—攫取”，是指强势者通过对社会群体进行区隔来攫取价值。这固然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但是具体的分割—攫取方式是不断变化的。在改革前，国家用行政手段分割城乡社会，从农村攫取剩余价值扶持城市工业。
其一，剪刀差定价，即曾经的统购统销政策。国家以较低价格收购农产品，以较高价格将工业产品卖给农民，压低农民收入，国家得以积累资本发展重工业。
其二，人民公社时期的无偿劳动，发动农民集体参与大量兴修水利、工程建设而不发放或发放极少劳动报酬。
其三，分割的福利体系，农村剩余价值被转移到发展城市工业，演变至今，农村老人养老金极低，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
其四，缺失的话语权。农村种地收入低，农民进城务工，城市工业、建筑业以低成本获得劳动力，没有工会或其他制度保障农民工的人身权益。
- 正规与不正规
在国家统一调配物资的计划经济时代，经商是不正规的。后来商业售卖行为是正规的了，但是浙江村人的居住本身是不正规的，也总是反复遭到驱赶。居住证制度出台后，外来人口的居住、就医等基本福利都被纳入正规的制度体系。而从“不正规”过渡到“正规的”的中间地带，两方面背后的名与实总在轮换。
80年代起，温州人来北京闯荡，治安不好的时候，北京人会拦路抢劫温州人（ps普通人抢普通人或治安队勒索普通人），这是最名义上的“正规”人对“不正规”人的掠夺。后来有了暂住证制度，办了正规暂住证的外来人口有了拘留的权利，但政府依然会考虑到人群大量聚集造成的治安问题、安全隐患等而对不正规人群进行驱赶，为了及时获取官方消息减少损失，依然名义上不够正规的浙江村人要经营关系，形成了正规人群对不正规人群的攫取。再后来，服装经济形成了规模，政府转而建设便于集中管理的服装商城，浙江村人通过交租的形式获得售卖的准许。整个逻辑中最典型的就是，被定义为正规人群的居住、经商等基本需求，到了被定义为非正规人群那里，总是要付出经济方面的代价来交换。
“浙江村”正规化的最大受益者是占有土地的政府和各类公司化了的基层政权。他们受益，靠的不是对资产的掠夺，而是靠那些创造了价值的人的社会主体性的消解。一代“浙江村人”的劳动和经营沉淀为巨大的土地级差地租，而“浙江村人”却不能以一个主体身份要求分享这一价值。正规化既是对非正规实践的在名义上的否定，又是对它在事实上的侵占。“浙江村”的正规化把一个萌生中的“新社会空间”还原成了一个物理空间。社会空间里的主体是人，构成社会空间的是错综复杂从而也不免杂乱的关系；物理空间里的主体是地，起主导作用的是行政框架下的单一化的市场规则。面对社会空间，政府要谈判、妥协、学会共存；处理物理空间的手段则简单明了：拆、迁、卖。
中国庞大的非正规经济近年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如黄宗智指出，中国城镇50%以上的工人处于非正式就业状态，而在我看来，现在特别值得注意的，不是非正规经济的持续存在，而是非正规经济的“被正规化”。首先，小本生意越来越难做，小规模的个体私营经济被挤出市场。其次，非正规经济被吸纳到正规经济中来，在形式上成为正规经济的一部分。比如，以前包工头带老乡可以随便找工作，但是现在因为执照和资质方面的要求，需要通过正式注册的劳务公司揽活儿。派遣工制度、层层外包、企业以“实习”名义利用技校学生等等，都是有正式程序的。像郭宇宽指出的那样，在建筑业、电视片制作以及学术界日益流行的包工制，主要是占据正式地位的单位和个人的寻租行为所致。通过正式程序安排的工作，其实际条件和报酬很可能比以前更差。
正规化意味着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形成，意味着重新界定哪些是应该扶植的（比如大型企业和正规方式管理下的非正规经济），哪些是要淘汰的（比如自主的非正规经济），哪些事情是要为另外一些事情服务的。这样的“秩序”的形成——而不是具体的政策或者制度——是当代政府管治社会的主要手段。
剩一些懒得整理的吐槽 🔗
从有实无名到有名无实，名与实始终都是分离的。
基于对当时“浙江村”的观察，我在20世纪90年代末曾这样判断：“在一定领域内，中国已经出现国家和社会的分野，但这种分野又是‘有实无名’的，在事实中存在，却并未得到政策、法律及一般社会意识上的明确认可。”(2000:499)二十年后的情况可能更像是“有名无实”：“浙江村人”作为注册的投资人、购房者在名义上是独立的经济和法律主体，但是他们不再构成一股实际的社会力量。“浙江村”所经历的正规化是中国大陆社会变化的一个普遍趋势。
社会结构的失衡实际上也是个人权利被逐步情侵蚀的过程，社会出现了断裂式的分层。
社会结构上的失衡，是和日常生活在形式上的有序，和街道的整洁、坐车的方便同时发生的，甚至是通过后者而得以实现并掩盖其内在矛盾的。
2000年以后，随着资产的重要性的提高，“浙江村”内的发展也从平铺转向垂直。各种生意的资本集中程度提高，没有本钱的小户很难进入。“浙江村”经济明显分成两部分。一是盖市场出租摊位，它本质上是一种地产经营，投资大、回报高但是风险也高，投机性强。二是服装生产及连带产业（比如布料批发），其回报率低、周期长、风险低，但是和盖市场一样，它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否则生产规模太小无法形成价格优势而会被淘汰。正规化和上规模不一定意味着更稳定。和原来紧紧嵌入社会网络、受社会关系保护的经济运作相比，这些大生意在很多方面是更脆弱而不是更稳健了。“浙江村”的纵向式发展也体现在社会关系上。新式精英不如原来的大人物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相反他们形成了一个以资产为基础、以党支部为组织形式的半封闭式圈子。精英和精英之间的关系，远比精英和群众的关系重要。从平铺到垂直，意味着原来“同去同去”社会关系的瓦解，同时资产和正式权力的重要性的上升。当分割—攫取的手段越原始的时候（比如行政控制的城乡二元），抵制相对容易，“浙江村”反而因此具有了更强的自主性。分割越是精细和抽象，抵抗也越难。政府的手和市场的手交织在一起，看得见却抓不着。价值攫取不再是像把水从一条河抽到另一条河，而更像是通过毛细血管式的管道从机体各个部位汲取养料。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浙江村”面对城乡割据状态的策略是逃避，在80—90年代，面对城市的歧视性政策的反应是联合和表达，那么2000年以来我们看到的是其原来的社会性的收缩甚至消失。
更大的规模、更正规的企业生产形式，同时借到了更不受约束的劳动剥削。小作坊、个体户被挤压，劳工被剥削，也都是政府推进正规化、忽视底层人民基本权利的实证。也是当时政府过于追求经济发展的一个剪影。
正规企业可以在短期内挤垮小作坊，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企业可以攫取大规模的劳动剩余。在“浙江村”近千家雇用上百工人的企业中，到2015年，几乎没有企业和工人签订正式用工合同。令人惊讶的是，企业生产的正规化完全没有带来雇佣关系的正规化——比如工人和雇主形成正式的谈判机制，甚至组织工会；相反，和以前相比，雇佣关系更不正式了
看到纠结这个词语，居然突然忍不住笑了。作者真的太会写了啊，仅仅凭借纠结这个词语就写出了一整个时代氛围的变化。
怪象的不合理是明摆着的，但我们又觉得似乎别无选择。历史沿着看似合理的路径走进了错误的房间。现在我们似乎不知道该期望什么、怎么期望，甚至不敢期望。难怪“纠结”成为21世纪初使用频率最高的新词之一。
看了好几遍看明白了，分割是指把个人身上的良心和生存分割，攫取是指发生分割后让良心失陷。想到小镇喧嚣里面的基层干部，背着政治任务要去征税，但是又良心难安。人无法由内而外地认同自己，从而更容易被控制。
大人物身上的从草根威望到体制光环的变化，也意味着现在人们怎么赚钱、怎么做人，和怎么获得正式的认可，各自的原则是分离的甚至是矛盾的。劳动和财富之间的距离、威信和权力之间的距离、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和意识形态宣传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拉越大。一个人可以在不做好人的前提下过上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有时候甚至必须不做好人才有体面和尊严。这可以理解为经济上的“分割—攫取”在思想意识领域的影响。
在一定意义上，正规化无非是把各种非正规因素装到正规的形式（注册公司、大型工厂）之下。 正规化意味着总体秩序的变化，意味着，可供小人物发展的社会平台在萎缩，和资本或者正式权力没有关系的小人物只能“出局”。而留在“局”里的成功者，他们的地位仍然非常不稳固，时刻面临被淘汰的风险。不像原来的大人物那样可以依靠自己的草根性自成一局，今天的精英要两眼向上，受制于人。当然，出局的人并不会饿死，国家提供基本生命保护的能力确实在加强——这是正规化的另一面。
人群聚集的规模效应、随之带来的经济活力、创造的价值等被政府粗暴分割为正规和非正规，所有浙江村人都要遵守政府的规则，而正是这些规则掠夺了价值，形式上就是地租，人们创造的无形资源被有形的规则分割，随后被攫取。
一代“浙江村人”的劳动和经营沉淀为巨大的土地级差地租，而“浙江村人”却不能以一个主体身份要求分享这一价值
换句话说，就是资源在国企无法被充分发挥最大效益，流入非正规的浙江村后反而被发挥出来，这里的资源错配被忽视。等到创造的价值变大变强以后，政府大清理，立规矩，直接掠夺成果。
20世纪80年代的非正规经济调动民间积极性、脱贫致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正规化则很可能在拉大贫富差距，造成“国富民穷”的格局。前者是广泛包容，后者形成区隔。
TVB电视剧《刑警（2010）》中讲了一个受了15年冤狱的刑警变成地下判官的故事——“魔鬼之路，有些时候是由善良铺成的”。
在更大的世界历史范围内，我们常常发现这样的事情：满怀热情的社会科学专家和革命家，在为群众谋福利的努力中造成群众的痛苦。
我也有了这种趋势，随着几年坚持阅读和写作的积累，我对社会、家庭关系有了很多认知上的变化，但同时也越来越难以理解家人的种种行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心里对他们的要求越来越高，远离了他们的本来面目。
并不能认为是这些悲壮的失败者“昏了头”。他们对社会往往有成体系的理性认识和规划。当人们在说“素质低”“太落后”等等的时候，他心里也是有一个理论在。正是和他心里的理性认识相比，人们才显得“素质低”。不是缺乏理性，而是过于理性。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固守了僵化的理性。
这样的焦虑和灰心恐怕是危险的。“忧患意识”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在现有条件下应该怎么办。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发展主要来自不断的探索而不是事先一揽子的设计。设计可以仅凭理性，而探索必须要有自信作为支撑。在我看来，我们的焦虑和灰心正是现在的世界话语体系过于单一的体现。发达国家基于其自身的有限实践而创造出来的概念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理念；非发达国家的人民从这些概念出发来思考自己。别人的理念成为尺子，而自己成为被量裁的对象。在丧失自我的时候也丧失了真正发展的可能。
啊，白头如新就是这么来的嘛
人类学的核心概念是“文化”。人类学认为，并不存在完全客观的“社会事实”，人总是在他所理解和构造的意义世界里生活。人的行为正是靠人造的文化调节的。所以文化在广义上就可以理解为人的生活面目。
在互动中认识对方
生活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受干扰的过程。
真有意思，果然这个大社区的形成是多股力量交互的结果啊
而且有意思的是，每次轰赶，人们先往南撤，如果轰赶工作继续深入，则继续往南。每次清理结束，总有一部分人留在新阵地而懒得北回。刘泽波就是在1990年轰赶的时候，从海慧寺搬到黄桥（仍属大红门街道）的。他海慧寺的房子则被从温州新来的人租居。老住户关系多，住得稍远一点，对生产没有影响，而新住户刚来，越在人口和市场集中的地方越方便。于是，轰赶成了“浙江村”在面积上不断扩大的动力。
以前看小镇喧嚣中写的征税、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讲的上访，确实都有类似的“尴尬”，主要都是因为官方有合法权力制定符合官方考量的法理，但又缺少情理。
在前面关于史前史和游击战的记述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例子。这一态度看似是典型的“弱者”的心态，事实上却把国家摆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上：由于对方并不采取对抗姿态，国家不能直接惩戒甚至粉碎它，只能继续驱逐。而“驱逐”需要很高的成本。用刘世明的话说，这是看“谁挺得长就算谁赢”的马拉松赛跑。驱逐者和逃跑者在拉锯战中的成本显然是不对等的。政府要下很大决心才能来轰赶一次，其行为只能是“战斗式”的，“挺”不住。逃跑者难免一肚子怨气，但“挺”多长都没问题，你赶我逃，你撤我回。逃跑也不完全是一种消极的策略，它直接促进了内部合作关系的发展。
浙江人厉害了，一边逃难一边做生意，而且因为定期逃难又衍生新的渠道网络。
一起“逃难”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当然比平常要近些。平常大家（生意上）都有自己的渠道，现在就混着来，进料、送货让族里的年轻人统一跑。正因为有这个网络（即他们说的“渠道”）的存在，所以逃跑对大家的生意影响不大。
利益分配，不然的话，对浙江村来说，政府算是一个层次的内部，而到了具体管工商的，其他关系单位仍然可以算是需要搞好关系的外部
工商所掌握的摊位立刻成了紧缺资源，工商所又重新把握了主动权，互动进入第二个回合。1994年，前面这位干部告诉我：我们并没有把所有的摊位都摇出去，手头还留了些。我们大楼原先设计得比较宽松，开业后又匀出些新的摊位来。现在我们还有190多个摊，主要在一层和二层，位置是相当不错的。经过局里反复研究，我们局的关系单位比较多，公、检、法、司，以及劳动、规划、消防、供电等，经过平衡，一层的主要都给了关系单位。二层的通过抓阄，再给经营户分出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