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来越习惯于找 AI 要答案，而自己也越来越多只是提出问题，比如下面两个问题，扔给 AI 后，得到的答案令我非常满意，若是让我自己去想不知得花多久。
问：为什么现在互联网特别热衷于道德审判？
问：为什么企业管理中总喜欢围绕董事长个人去营造一种虚假的领袖魅力？
可我也越来越依赖于 AI 的答案，尽管 AI 真得很好用，可还是有些不放心。其一，AI 的答案是否存在倾向，比如给出选购建议时是否可能渗入广告，又比如回答问题时是否可能刻意传递某种价值观，从工作中做知识库、调整提示词的经历来看，这些可能性无法被排除。以前百度搜索引擎使用竞价排名，后来是出了魏则西事件，它作的恶才被人们发掘。互联网平台使用“大数据杀熟”，人们把不同用户购买同一件商品的价格放在一起对比才识破陷阱。短视频平台使用推荐算法攫取人的注意力后流量变现，人们被套路然则自知如此却又沉沦不可自拔。我暂时想不出来，如果 AI 也暗藏些手段，人类该如何识破，或者又该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走向恶后重回正途。其二，更多使用 AI 是否会让大脑退化，诚然 AI 让我可以少做很多事，几乎打破了我原本“积累量变达成质变”的学习路径，可我暂时还不知道自己作为人类在社会分工中独有的优势，也还没明白怎么一边使用 AI 一边继续成长。
由于十月耕博数量不足，为了凑一篇，我决定把以前散落在各处读书笔记中的内容整理出来，也许未来再看一定会觉得还是写得不大行啊喂，但没有现在也走不到未来哇。不纠结了，先写为敬。
从分税制改革开始讲 🔗
94年以前，我国的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制度是包干制，虽然在历史的演进中，众多省份的包干也发展出细节上的差异，但整体形式上类似，大致是中央与各个地方商定一个额度，各省收回来的税将额度内的全部上解，而超过这个额度的可以留下来自行使用。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迅速，包干制最大的一个弊端显露出来。在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比例接近2比8，中央缺钱一方面会导致国家级事权的维护投入不足如国防安全等，另一方面对地方的管控也会弱化、难以调节省份之间的发展差异。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比例倒转，变成中央6地方4，中央有钱才能推动各项改革。后来在分税制的框架下，中央地方税收比例有所调整，近年又给地方匀了匀。
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税制度改成了分税制，相应地，省和市、市和县、县和乡镇村之间也同时发生变革。最开始抽走的比例较多，从乡镇到县再到市再到省，税收一层层上解，理论上也会从上到下一层层返还，但省里下拨的钱到了市里，市里会觉得想留点发展市里，不然官员哪来的政绩，于是乎上解容易、下拨困难，几乎造成下层官员总要往上跑钱。也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了许多省份举全省之力发展省会城市的现象，比如湖北、四川这些中部省份。
这场庞大的税制改革，是94年开始正式施行，93年底当时的总理和管财政的部长要去各省谈判，也有很多特别精彩的故事。也正是因为要和各省分开谈判，所以每个省虽然都要实施分税制改革，但细节上也各有些不同。其中就有特别例外的省份，比如江苏，没有按照行政等级上解再下拨，而是税收大多留在各个市县各自发展，于是乎江苏各市县经济发展相对均衡，也就造就了今时今日散装江苏的局面。
94分税制改革，不仅仅把中央和地方的财权重新划定，事权也是。中央有了足够的财力可以做更多事情：第一，发展航天、重工、国防等国家性的战略目标；第二，修建国家级别的大工程，比如南水北调、三峡工程等，这种国家级别的水利工程，跨多个省份，如果没有国家支撑很难尽善尽美；第三，推行全国性的改革，调配均衡不同区域的发展，比如推行一项全国性的制度改革时，根据不同经济实力划定中央和地方出钱的比例，经济实力强的省份中央少出钱，经济实力弱的省份中央多出钱。
这场改革从宏观层面造成的影响是这样，而到了微观层面，对乡镇、农村这些基层的世界又造成了极大的问题。在此之前，要先讲讲政府冗员的问题，然后再一步步去讲当时的大危机是怎么一步步过渡、化解的。
现在公务员是逢进必考，在形式上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但很久以前，正式制度并不完善，非正式制度盛行，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里深刻烙印着“托关系”这三个字。比如《中县干部》中提到过，以前一个县乡的局长每年开口说几句话就可以弄进去几个人。在非正式制度盛行的年代，机构职能也相对混乱，不同部门权责不清，一切都指向冗员问题，而冗员指向的危机则是政府的财政负担越来越沉重，进一步地，政府要给越来越冗余的公务员群体发钱，就不得不多收税了。
农业税：从征收、改革到取消 🔗
过去在农村征税，主要是由乡镇干部去找农民当面收缴。作为政府（管理者）面对农民（被管理者）的基层干部，也是作为政府行政机构的最底下一层，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一些地方乡镇政府出现财政困难，基层干部的工资发不出来，但他们也要生活，于是转向农民多收税费。当时农业税分为税和费两大体系，本来94年分税制改革也考虑到了农业税、农民收入的问题，在农业税费上也做了改革，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税改了，基层干部还可以向农民多征费。总而言之，从数据上看，94年分税制改革，结果94、95年收上来了更多的农业税费。
2002年3月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范围扩大到16个省，这一年农业各税同比上一年增长49%。农村税费改革始终无法逃离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怪圈，上层越是推行改革，下层执行时反而越会加重农民负担，这就是“积累莫返之害”。
当年因为征税问题，在农村农民和乡镇村干部之间爆发过不少冲突，现在还能搜到1999年江西丰城事件，当时农民暴动直接活埋了乡长。农村土地辽阔，农民数量也很多，庞大的基层不稳，对国家来说是很大的危机。基层不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被征税的农民生存困难，另一方面是征税的基层干部也为难。很多基层干部和村民也沾亲带故，如果说上一层领导下了死命令一定要征缴足够额度，到了农村征税的真实场景中，有的遭到顽强抵抗转变成暴力冲突，有的是比较清楚征来的税额不久会变成发给自己的工资，不征自己没收入也完不成任务，但要拿走的有时候就是农民家里唯一活命的粮食，拿走了口粮农民会活得更难，也很挑战做人的良知。
而这些影响砸落到不同人的头上，也诞生了不同的故事。94分税制改革，乡镇、农村物价飞涨，那几年正好我爸的妹妹也就是就是我的姑姑正在读初中，因为学费涨得实在是太贵，加上征税太多，饭都快吃不上了，本来她成绩很好的，最后也不得不辍学，一生的命运无法通过读书去改变了。我们村在我小时候是有个村小的，属于是村民共建，乡镇政府给老师发工资，由于教育经费被挪去给公务员们发工资了，小学老师们就被拖欠工资，学校办不下去，于是小学就倒闭了，这大概是00或01年的事。
从农业税占比的变化来看，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一个变化的起点，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扩大是一个新的变化的拐点。与此同时，00年代初中国加入 WTO，世界贸易带动工业更快发展，农业税占全国税收的比例降到了3%以下。也确实越是改革导致底层更容易不稳，到了2006年1月1日农业税正式全面取消。
说回到政府冗员问题。94分税制改革后，乡镇政府曾因为没钱给干部们发工资而挪用教育经费，这么一挪影响了民生导致底层不稳。而取消农业税后，广大的乡镇村基层干部不再需要征税，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同样因为事少或无事而变得悬浮不安。倘若任由基层政府机关冗员问题继续扩大，那么显然还会造成更大的危机，所以上层也开始推行一些清退政策，一方面是清退部分冗员，另一方面乡镇干部工资直接由市里来发。
危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
分税制改革在农村造成了极大的风波，这项庞大的改革在城市里是另一种表现形式。数据上一个显著的表现是，城乡价格指数都上涨了许多。
由于我整个童年都生活在农村，所以城市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并没有切身体会。这块在我的认知中，属实是一片空缺。要是以后有机会阅读相关书籍的话，可能可以补上。
大致知晓的是，包干制改分税制、冗员清退这两个叠加到一起是另一件大事，那就是国企改革。大概98年前后推行国企改革，很多国营工厂开始自负盈亏，很多工厂工人被买断工龄后下岗，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分税制的长远影响 🔗
前几年看书的时候看学者们讲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匹配，这点我不大懂，也没细究过。这次耕博客看了看数据，只是发现94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的财政赤字率一直很高。
地方政府财政赤字，但又要想办法谋求发展，也许可以说分税制造成的一个深远影响就是土地财政。简单来说，90年代城市要发展经济，然而又没足够的税收来支撑，当年政府信用好，于是乎先从银行融资，再找包工头先干活后给钱，这套模式迅速扩大基建、提高 GDP。彼时农村生存艰难，农民进城打工成为农民工。从政府与农民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看，又衍生出三个问题。其一，农村土地属于村集体，城市土地属于国家归政府管，但城市要扩张就会要征地，修路要征地，盖楼要征地，如果是国家级修路工程，比如国家定了五千一平米，省里给到市里变三千，市里给到县里变2千，县里给到乡镇再截留，最后变成农民拿到手可能就几百或者一千一平米了。其二，政府官员为了发展、为了政绩做工程项目，对全社会实行的是软预算约束，大概就是一个100块的项目，根本就没足够的预算，可能兜里也才10块，但政府信用好，原材料、包工头可以先赊欠，楼盖好以后，还是拿不出钱来，很多包工头没法给工人发工钱就跑路，于是当时出了很多农民工讨薪的社会新闻。但似乎电视剧里提到这样的情节，都说是包工头捐款跑路了，另外就是那些年春节联欢晚会每年都出很多节目夸赞农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表示感谢，然后实际上也没给多少保障。其三，就是土地财政引发的后续整个房地产以及上下游行业的问题，如果一个农民家庭收入不高，但是教育资源聚集在城市，为了孩子也许需要进城买房……
千禧年因为大搞土地财政、大力发展房地产，也出了更多事。第一个是滋生出官商勾结的黑金政治。第二个是环境极速恶化，2016年前后城市里面雾霾很有些严重。第三个，房地产发展起来以后来钱快，全民炒房，很多居民高杠杆贷款买房（ps当年的话术是相信房价不会跌、政府给兜底），这既造成政府为了发展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也容易使得资金集中到房地产、建筑等行业而导致各行业发展不均衡，同时似乎也透支了国民未来的购买力，更加是从中诞生了一批新的权贵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