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其实算是《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三本书的合辑，这是费孝通先生在1947-1948年写作后出版的，全书约33万字，字数倒也不算太多。但我从今年5月开始看，中间一度看不下去，插队看了好些别的书，9月初才算看完，查看微信读书上面的记录，累计阅读天数居然有66天。读这本书跟去年读《1984》一样（累计读了29天才看完），前半本感到很难读下去，等到终于适应了以后却又沉迷其中、爱不释手、手不释卷、卷土重来、来日方长、长途跋涉、涉……想不出来了。

这书有一个绝对不能忽略的特点，即书中观点全都是作者自己的思考结果，是依据作者自身的生活经验、问题意识而得出，并不能算是经过归纳论证或演绎推理后得到的科学逻辑，不像物理学牛顿三大定律那样在地球上不可推翻。由于此书成书年代距离现在较远，作者费孝通先生又是一位对后世很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大家，所以看此书的时候一定得摒弃一些“权威迷信”之类的东西。讲真，本菜鸟脑容量小、脑耗能高，现阶段看书跟吃饭相比其实也没撒区别，看完好像没看过一样，能记住的东西没多少，没能咂摸出来什么味道¹。隔了一个多月²再来写的读后感，大约就像是高梨康治作曲的《One Piece Epic Battle》，带着忍者味的海贼战斗曲，应该偏离原书观点很多很多了。

乡土重建 🔗

任何对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总难免流于空泛和偏执。空泛，因为中国具有这样长的历史和这样广的幅员，一切归纳出来的结论都有例外，都需要加以限度；偏执，因为当前的中国正在变迁的中程，部分的和片面的观察都不易得到应有的分寸。

书里有许多观点都刷新了我对世界的认知，不过我始终忍不住质疑，社会学这种近似于二元对立的分析方法是有好处也有坏处的。好处在于，如果把一个混沌复杂的大问题拆出来两个简单的二元对立视角，那么我们才好着手去进行思考和分析，比如很多社会问题可以拆成个体和结构两个视角，又如社会经济模式拆成“匮乏经济”和“丰裕经济”这两种，这才能进一步分别对应上“知足”和“无餍求得”这两种态度，以此作为起点，而不是终点。但坏处也是在于这一点，这样的拆分偏向于静态的分析，“匮乏”和“丰裕”并不会是静止的，常说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在不同的阶层也是存在不同的理解的，比如一直被压迫在底层的农民确实总是处于物质匮乏的状态，需要用“知足”的态度来换取“常乐”的心境，但换做地主、商人或权贵阶层，恐怕并不如此，不然也不会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了。但如果把本属于二元对立的“匮乏经济”和“丰裕经济”对应到我们国家这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却又刚好和不同年代生活环境、思想观念能对得上的。像我这样在农村出生长大、来到城市打工谋生的普通社畜，大概都是能体会到在基本生活物资上从“匮乏”到“丰裕”的变化的。

按照我的记忆，书中好像并没有说为什么要实行“乡土重建”，只是在探讨如何去实现“乡土重建”。由技术进步带动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人的建设，城市的集聚效应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同时发生的是农村的大量人口流出，受限于农业比工业更低的生产效率以及其他各种原因，农村的建设发展速度远远低于城市的建设发展速度。按照原书的思路，是要在农村从事农业的农民同时从事手工业，在农村建立小型加工厂，提高农民收入。在《小镇喧嚣》里面也有类似的描述，小镇书记认为“政府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是培育‘地主’、引进‘资本家’。所谓培育‘地主’，就是要鼓励种田能手，扩大土地的经营规模，逐步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所谓引进‘资本家’，就是引进资本，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只能混饱肚子，不能致富。”

话又说回来，前些天我跑去三水的博客下面抓着他讨论了一点社会成本的问题，后来跑偏到了建设农村，本来思考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思路阻滞、困难重重，然鹅交流了几天后，让我产生了一种“一颗土里埋着的花生或者胡萝卜或者土豆被拔了一半出来、再浇了点水”的感觉，总之就是被三水的文字刷新了三观，思考方向跟着变了几变。

从现状到现代农业。 🔗

根据2016年第三次农业普查的数据，全国的规模农业经营户占全部农业经营户的比例是1.91%，这意味着98%的农户还是按家庭承包方式从事农业。按照官方公布的解读数据，“规模农业经营户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实际耕种的耕地面积占全国实际耕种的耕地面积的28.6%”。建国之初农村的土地都是按户平均分配的。按照我们国家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如果获得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可以将土地承包给第三方³。经过几十年的时代变迁，将29%的耕地集中到了2%的农户手中用于规模经营。而在2023年年初政府发布的一份文件中，第二十二条有“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可以想见，未来的发展趋势仍然可能是更多的耕地用于集中规模经营。

关于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我在网上找到这篇乡村振兴之农村土地流转典型模式比较分析，但是没翻到较具体的官方数据，暂时无法想象到土地经营权将会以怎样的发展模式逐渐流转、集中。下表中的数据来源于第三次农业普查，可以看到多数省份规模户占比都很低，但合作社占比却不能算低。要想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耕地的规模经营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知识服务也是一个充分条件。土地流转很复杂⁴，但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知识服务相对容易。

地区	农业经营户	其中规模农业经营户	规模户占比	农业生产经营单位	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占比
全国总计	207431646	3980406	1.91%	2043566	905146	44.2%
黑龙江	3285040	552979	16.8%	48827	30513	62.4%
新疆	2863131	280483	9.79%	30287	15980	52.7%
内蒙古	3449991	299330	8.67%	54076	31105	57.5%
吉林	3085497	146475	4.74%	58627	39069	66.6%
福建	4750885	131307	2.76%	69808	17835	25.5%
青海	809759	21240	2.62%	10017	5452	54.4%
山东	17777779	466124	2.62%	179096	90085	50.2%
辽宁	5526903	126515	2.28%	62456	31624	50.6%
海南	1153173	24448	2.12%	13859	8222	59.3%
湖北	8720698	183575	2.10%	98144	36162	36.8%
天津	660785	12261	1.85%	11376	5677	49.9%
宁夏	826848	15109	1.82%	11048	6024	54.5%
广东	8967371	158793	1.77%	80809	29977	37.0%
西藏	498025	8486	1.70%	2141	1076	50.2%
浙江	6740687	101734	1.50%	113343	53502	47.2%
河南	18446791	270935	1.46%	124166	60217	48.4%
江苏	10280399	149595	1.45%	84531	39338	46.5%
上海	558884	7911	1.41%	5703	3467	60.7%
陕西	6529211	84432	1.29%	48440	23902	49.3%
江西	7481697	92481	1.23%	60465	21146	34.9%
安徽	10813156	126028	1.16%	103360	45885	44.3%
山西	5851227	60967	1.04%	111929	75038	67.0%
河北	13479390	137886	1.02%	117461	62409	53.1%
云南	8407910	79673	0.94%	84893	22480	26.4%
湖南	12956000	122135	0.94%	65853	30640	46.5%
广西	8758840	77460	0.88%	75118	19521	25.9%
四川	16661152	135136	0.81%	100890	37122	36.7%
甘肃	4445065	35847	0.80%	39469	23500	59.5%
北京	423728	3282	0.77%	11566	4633	40.0%
贵州	7395424	39293	0.53%	60425	16893	27.9%
重庆	5826200	28486	0.48%	105383	16652	15.8%

虽然本节避开土地流转不谈，但发展现代农业无法避开的是农村对城市的依赖，农业机械的使用和流转在农村而农业机械的生产在城市，农产品的市场需求也在城市里。若纯粹按照经济学的理论看，生产效率的高低决定一切稀缺资源的流向，若有那么一天，当城市里可以通过各种高科技手段生产大量农业产品满足市民生存需求后，城市便不再需要农村的产品供应。但那是不知多少年后的未来，以现状看，全国才刚完成脱贫攻坚战，若以国家长治久安的发展角度看，国家仍需继续投入资本建设乡村，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在发展现代农业的前进道路上，若要摆脱一家一户种地、收成全凭天定、收入仰仗市场需求的小农经济模式，依我的想象有两方面很重要。其一是农业机械的使用、流转，在农业生产各个环节，在集中经营的耕地上大规模使用专业农用机械可降本增效，但农用机械的日常使用频率并不高，因而需要建立成熟、合规的二手交易市场来保证农用机械的流转。其二是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知识服务，大规模耕地生产的产物便是大量的农作物，农作物的最终去向仍然是加工、包装、售卖作为农产品进入市场，因而既需要在生产经营环节进行管理，也需要对接市场需求，这些流程里都少不了相关的专业知识作支撑。

人口迁移 🔗

按照从国家统计局搜集的数据来看，我国乡村人口大量流向城镇，而乡村、城镇的人口迁移方式各有不同。

年份	全国人口	城镇人口	乡村人口	城镇人口占比
2000	12.67亿	4.59亿	8.08亿	36.2%
2021	14.12亿	9.21亿	4.98亿	64.7%
差距	+1.45亿	+4.62亿	-3.1亿	-

农村人口的迁移，大约有以下三个方向。其一，易地扶贫搬迁，在政府统一组织下，将原居住地生存条件恶劣的贫困群众集中搬迁安置。其二，合村并居，按照政府计划，将临近的小村庄合并成大社区统一管理。其三，农民入城定居，村民根据个人意愿，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尽管方式不同，但最终结果均是人口更加集中。

从我国行政区划数量的变化上看，2000年县的数量有1503个，2021年变为1301个，二十年来县的数量减少了202个，伴随着县级区划数增加了190个，地级区划数增加了34个，背后原因在于各省份大量地“撤县建市设区”，建设中小城市。仅按照我个人所见，老家县城变成省直辖的县级市以后，发展资源均集中到市里，人口迁移的方向直接变成从村到市，略过了乡镇。

指标	地级区划数(个)	地级市数(个)	县级区划数(个)	市辖区数(个)	县级市数(个)	县数(个)	自治县数(个)
2021	333	293	2843	977	394	1301	117
2000	333	259	2861	787	400	1503	116

大城市存在虹吸效应，聚集的资源丰富、优势显著、机会也更多，近些年常住人口不断增多。按2022年的统计年鉴，截止2021年底城市市辖区年末总人口为400万以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有22个，而在2000年这个指标的数值是8。下表是截止各年年底城市市辖区年末总人口在不同范围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个数，100万以下人口的城市数在2000年有172个，到2021年减少了42个；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数在2000年有90个，到2021年增加了77个；而2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数在2000年有20个，到2021年增加了68个。若简单粗暴地以城市市辖区总人口100万为分界线来划分大城市和小城市，那么这二十年来，大城市数量增加，小城市数量减少。

年份	400万以上	200-400万	100-200万	50-100万	20-50万	20万以下
2021	22	48	97	85	37	8
2020	22	46	96	86	39	8
2010	14	30	81	109	49	4
2000	8	12	70	103	66	3

综合来看，人口迁移的趋势就是不断地集中，从村户散居集中到并居社区，从乡村集中到城市，从小城市集中到大城市。发展经济学家们认为，城市化是不可逆的，我质疑过，现在也暂且认同。城乡之间在教育、医疗、收入、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尤其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迫使乡村人口迁往城市。作者写作此书时，全国90%都是农村人口，无法预见城市化逼近70%的当下，剩下的约30%乡村人口也不得不为后代计、为生存计而去追求城市的生存资源。

生育制度 🔗

我现在没有身处在一段婚姻之中，也不需要抚育后代，所以在看《生育制度》这本书时，感觉书中内容很符合我对于那种“必须为了抚育后代而维系家庭”的婚姻的想象，如同书中所说“带着一些悲壮的调子”。依书中的观点，在传统婚姻观念中，一个家庭夫、妻、孩子会构成一个稳固的三角，夫妻二人会为了抚育后代这项社会事业而合作，再加上在签订婚姻契约后，夫妻二人在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上的捆绑联结，看上去是一男一女主动结成夫妇，实际上就是阴差阳错完成了种族延续的任务，生育才是结婚的目的。

话又说回来，我现在看待亲密关系、婚姻、生育等大问题都是遥远的，吐的槽也只会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所以就把摘录的文字暂且堆放在这里吧。要是猴年马月，我也不幸进入到“迫于责任而必须坚守的婚姻”中，估计才会得到什么新的人生感悟。虽然听人讲过困在这类婚姻中会如何如何苦苦挣扎，但是不焦虑、不鸡娃、不打孩子应该还是很容易做到的，即便做不到共同享受生活的乐趣，但是个人享受生活的乐趣也很容易吧。

把婚姻这件事拖累很多人，成为一件社会上很多人关心的公事，其用意无非是在维持结婚的两造长期的夫妇关系；长期的夫妇关系是抚育子女所必需的条件。为了双系抚育，人造下了这样多的花样。婚姻在人类生活上既是这样重要，而同时又不常和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倾向相符合，于是社会得立下法律来防止轶出规范的行为。单靠法律的制裁犹嫌不足，于是把其他经济关系等渗入婚姻关系中，并扩大向婚姻关系负责的团体，这样使夫妇间的联系加强，即使夫妇间一时感情失和，每会因牵涉太多，不致离异。可是这还不能使这种人造的办法根深蒂固，不易撼动，于是进一步，婚姻关系获得了宗教的意义而神圣化了。婚姻有关的法律、社会，以及宗教的制裁，在它们功能上说是相同的，都是在维持人类社会生活中必需的抚育作用。

社会对于性的歧视是有原因的。这原因就在性威胁着社会结构的完整。性可以扰乱社会结构，破坏社会身份，解散社会团体。社会对此实感两难：个人的性欲不能不加以满足，而且社会结构的绵续，还得靠从两性关系里所得来的生育。

夫妇一方面是共同享受生活的乐趣，一方面又是共同经营一件极重要又极基本的社会事业。若不能两全其美，就得牺牲一项。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是牺牲前者。冯友兰先生说：“儒家论夫妇关系时，但言夫妇有别，从未言夫妇有爱。”其实不但不言相爱，而且把婚姻看得十分严肃，甚至带着一些悲壮的调子。

子女既常被父母视作是自我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在时间上却是后来的。它有着另外的一个起始。于是一个被现实所蹂躏过的自我，在这里却找到了一个再来一次的具体机会了。每个父母多少都会想在子女身上矫正他过去所有的缺点。他常小心提防使自己不幸的遭遇不致在他第二生命中重现。

社会用各种方法使父母对于子女在心理上认为是一体，更使他们觉得子女的成就比自己更重要。能做到这程度，社会才放心把新成员的长成交给孩子的父母去照顾。把理想自我交卸给子女，一方面不失为解决个人内心矛盾的出路，一方面也正合抚育作用的需要。

若是社会上只有一个标准，每个人所具的理想，都是一模一样，世代之间的隔膜就不过是理想和现实的差别。可是社会标准不常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上并没有绝对的价值，人们还是得依它对于生活上的贡献而加以取舍。生活环境发生变动，社会标准也得有一番调整。所谓社会变迁，从这方面看去，实在是社会标准的竞争和兴替。在社会上不断地发生新的理想和新的行为方式，不论是出自个人的发明或是由别地的输入，若是这些新的比原有的更能适合于当时的需要，它们就被人接受，代替原有的成为社会上新的标准形式。

可是抚育作用交给了个别家庭来维持时，就每个家庭来说，抚育却有一定的时限了。孩子总是会长大的，抚育作用本身是在促成孩子的独立能力，所以有类战争。战争的目的是在结束战争，抚育的目的是在结束抚育。每个孩子抚育期有限制，个别家庭的任务也有完成的时候。抚育作用的基本目的是在养成和实现独立的社会分子去继替社会结构中的缺额。

人类的幼年需要倚赖成人的保护和供养的时期特别长。这是形成家庭的一个主要因素。家庭就是为了保障孩子得到保护和供养而造下的文化设备。要使父母肯担负这工作就得使他们感觉到孩子的无能，不能脱离他们。在父母眼中，儿女是不会长大的。

我们说到童时的天真，童时的可爱，还不是因为儿童时期我们有个不要报酬的保护者，不必我们工作，我们可以得到生活的满足？试问那些流浪的孤儿，他们能不能欣赏这种歌颂童年的诗篇？

人的活动是求生，求生就是满足他生物基础上所发生的需要，食、色等等。需要的满足有赖于物质的利用，人的基本活动是利用外界物资来满足需要的活动。在利用的过程中发生了经济的原则，以最少劳力获取最大报酬的原则。为了效率，人类创制出复杂的分工合作的机构。贪图生活的优裕，每个人的生存和生活都依赖了别人的生存和生活。这就是社会。要维持社会的完整，有一套必须满足的条件。这条件中可能有和从个人生物基础得来的本性不相合的。换一句话说，我们从那些独立生活的动物祖先所遗传得来的若干特性和我们分工群处时所需的生活不相适合的。因之，社会上必须有一套共同接受的办法，用社会力量来强制大家奉行。这些办法是文化。文化是社会创造出来使人类可以共同生活来满足个别需要的手段，文化是以社会力量来维持的生活方法。

在人类中，除了在一个因技术不断发展，经济也在不住扩大的期间，普通说来，一个新分子的生存空间，物质和社会的支配范围，还得在旧世界里寻觅，他得在原有社会分工体系中获取他的地位。社会结构不在扩张时，新分子入社的资格就得向旧分子手上去要过来，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等社会结构中有人出缺，才能填补进去。这就是我所谓社会继替。

人类学习时期既然比其他动物都长，所以人类社会的整个结构中总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分工合作以谋维持社会生存的中心结构，一个是培植社会分子的预备机构，也就是中心结构的附属外围。在这外围里有着大批等待加入中心结构的候补员。

为了避免社会的混乱，任何社会都有它的继替机构，按着一定的原则，使社会职位，包括对物和对人的各种义务和权利，和所担任的工作，在规定和公认的方式中，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使社会的新陈代谢，有条不紊地进行，不影响社会的完整和个人的生活。可以用来规定继替方式的原则很多，可是总括起来不外两种性质：一是以机会来决定，一是以选择来决定。抽签即属前者，考试即属后者。

乡土中国 🔗

如果我们对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

“仪式”二字让我不禁联想到近些年网络上风靡的追求“仪式感”的行为，正相反，好像人们追求“仪式感”只是为了在社交平台上争夺关注，以显示自身紧跟潮流，并非异类，促使人们这么做的应该是“这样做才对的信念”。表面上看，确实是这样，不过我所见过的很多不同现象却又似乎不能这么浅薄地解读。比如去年兴起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人们是想炫耀自己有男朋友、女朋友，能够得到别人的关心和爱护，这可能反应的是大众群体中人们渴望爱却又恐惧爱所带来的伤害。又如离婚变成一种人们发出自我宣言的新潮流，这在我看来更像是人们在传统婚姻观念压迫下的一种集体反抗，尤其是我看见的一些类似文章中女性发言更多。再如“质疑xx理解xx成为xx”的热梗，也像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在发生变化，年轻人们在反抗某种意识形态的倒退。

虽然我好多年不去微博、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等顶流社交平台溜达，不过还是会有不少流行趋势热度退却的尾巴传导到我这里，以前我总以为人们是在攀比，是被消费主义裹挟，对那些潮流多是感到不屑，不知何时慢慢变成了一种更复杂的感受。也许人活在世上，对于被关注、被理解、被爱本就是一种天然的渴求。但是社交网络无底线地挖掘人们内心的需求，并且将之异化到了今天这种奇怪模样。

最近我跟着菜谱做的一些新尝试都翻车了，不得不承认，受挫真的会打击到学习下厨的热情。于是我又试着在日常中寻找信心，比如这几天做好晚餐会拍一张照片存下来，过不了多久，照片拼到一起时会给予我一种不小的成就感，记不清去年还是前年就这样做过，当时确实得到了一些新的动力。其实我这么干也挺像“仪式”，如果再多做个步骤，发到朋友圈里，也会很有所谓“仪式感”。不过如果换成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个人每天晒自己的晚餐，是不是又会猜疑或者一味批评这人只是为了追求仪式感呢？

想法的改变，自然是因为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重塑自我边界的同时，不停地反思，为什么自己总是那么傲慢，为什么自己总是瞧不起别人，是不是自己对别人过于苛责？得到的结论是，我这个人类真得很双标。对于我觉得很好的人说出与我不同观念的言论，即便第一反应是不悦或是产生其他负面情绪，也可以在第二反应调整成让自己去适应别人的特点、理解别人的言行。可要是换成我觉得不好或者陌生的人，第一反应都会是批判，与我不同的为何不顺应着我，直至良心提醒自己，才会开始反思，在不知道第几反应里试图做出改变。互联网让我知晓，人与人的生存环境、生活条件、思想观念真得差异很大，有些在我看来极其不理解的事，在别人是那么地自然而然。我心里对于批判与理解的边界一直不稳固、不定型，所以也总在不同的观点里纠结，也许不固定也是一件好事。

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顽固和落伍并非只是口头上的讥笑，而是生存机会上的威胁。

记得刚进入社会工作时，有个长辈提出建议“要会来事”，我当时就没懂“来事”或者“会来事”具体是撒意思，这成了我心中一个谜。话说在北方那几年，我有时候总是会很较真那些北方方言到底代表撒，比如执着地想弄清楚“撂挑子”和“尥蹶子”之间的区别，这不都是甩手不干的意思么，好像“尥蹶子”只是在不想干的同时还会发脾气。这些年也在看的一些电视剧或者听的播客里遇见“会来事”这个词，然而即便我看明白了具体故事情节，居然也还是没懂这到底指的什么意思。

时至今日，我终于不纠结这个迷了（ps这辈子都不可能懂了）。因为我突然想明白，经验之谈也是不能迁移应用到任何场景的。比如一个坚守婚姻一辈子的老人说出来的婚姻经验，在一个有同样信念的中年人看来必然是很有道理的，但在我这个单身狗看来却是遥不可及的。又比如一个考学顺利的人描述那种被别人的期望推着走的感觉，在我这样的学渣看来也是无法领会的。又又比如论坛里大家热闹地讨论一个悖论引发的问题，并且纷纷提出各自的见解，在我这个平时看不懂别人的问题更不会去回答的人来说，不明白为撒那是个悖论……其实也可以反过来看，有些对我来说是弃如敝履、躲避不及的经验之谈，也许对别人就刚好是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是常有的。

课堂上受到的教育让人懂得礼义廉耻，社会中受到的教育让人学习适应社会规则，有些书本中看到的文字经过自己的脑子转化后，反而让我开始质疑课堂上、社会上习得的东西。我已经无意识地接受了很多不曾明文揭示的规则，也有不少无形中内化成了行为习惯，但其实人与人的关系需要遵守的“规则们”，我本来就大多都不懂。

我十分质疑所谓“教育”能给人带来的影响，毕竟“教育”对于被教育的对象来说是很被动的，可是“学习”对于学习的人来说却是主动的，用主动地思考反向驱赶被动灌溉的规则，未为不可。各人的信念均有所不同，本就不可能全都遵循某种统一的规则。不管是礼治还是法治，都不可能形成一种十项全能、人人满意的秩序。

权力是维持这关系所必需的手段，它是压迫性质的，是上下之别。从这种观点看去，政府，甚至国家组织，凡是握有这种权力的，都是统治者的工具。跟下去还可以说，政府、甚至国家组织，只存在于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如果有一天“阶级斗争”的问题解决了，社会上不分阶级了，政府、甚至国家组织，都会像秋风里的梧桐叶一般自己凋谢落地。——这种权力我们不妨称之为横暴权力。

社会分工的结果使得每个人都不能“不求人”而生活。各人都有维持各人的工作、维护各人可以互相监督的责任。没有人可以“任意”依自己高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得遵守着大家同意分配的工作。可是这有什么保障呢？如果有人不遵守怎么办呢？这就发生了共同授予的权力。这种权力的基础是社会契约，是同意。社会分工愈复杂，这权力也愈扩大。

教化过程是代替社会去陶炼出合于在一定的文化方式中经营群体生活的分子。担负这工作的，一方面可以说是为了社会，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为了被教化者，并不是统治关系。教化权力的扩大到成人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假定个稳定的文化。稳定的文化传统是有效的保证。我们如果就个别问题求个别应付时，不免“活到老，学到老”，因为每一段生活所遇着的问题都是不同的。文化像是一张生活谱，我们可以按着问题去查照。所以在这种社会里没有我们现在所谓成年的界限。

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亲属是由生育和婚姻所构成的关系。血缘，严格说来，只指由生育所发生的亲子关系。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父死子继：农人之子恒为农，商人之子恒为商——那是职业的血缘继替；贵人之子依旧贵——那是身份的血缘继替；富人之子依旧富——那是财富的血缘继替。到现在固然很少社会能完全抛弃血缘继替，那是以亲属来担负生育的时代不易做到的。但是社会结构如果发生变动，完全依血缘去继替也属不可能。生育没有社会化之前，血缘作用的强弱似乎是以社会变迁的速率来决定。

我在上面讨论权力的性质时已提出三种方式：一是在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二是从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三是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现在我又想提出第四种权力，这种权力发生在激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中。社会继替是指人物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社会变迁却是指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这两种过程并不是冲突的，而是同时存在的，任何社会绝不会有一天突然变出一个和旧有结构完全不同的样式，所谓社会变迁，不论怎样快，也是逐步的；所变的，在一个时候说，总是整个结构中的一小部分。因之从这两种社会过程里所发生出来的两种权力也必然同时存在。但是它们的消长却互相关联。如果社会变动得慢，长老权力也就更有势力；变得快，“父不父，子不子”的现象就会发生，长老权力也会随着缩小。

这样说来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新的环境发生了，人们最初遭遇到的是旧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生活上发生了困难。人们不会在没有发觉旧方法不适用之前就把它放弃的。旧的生活方法有习惯的惰性。但是如果它已不能答复人们的需要，它终必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守住一个没有效力的工具是没有意义的，会引起生活上的不便，甚至蒙受损失。另一方面，新的方法却又不是现存的，必须有人发明，或是有人向别种文化去学习，输入，此外，还得经过试验，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免有一个惶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心理上充满着紧张、犹豫和不安。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和横暴权力并不相同，因为它并不是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的；和同意权力又不同，因为它并不是由社会所授权的；和长老权力更不同，因为它并不根据传统的。它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名之，名之曰时势权力。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四种权力，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权力（长老统治）、时势权力，这四种权力都可算是说得通的。只不过，“权力”二字看到太多次了，让我纳闷“权力”到底是什么，怎么和不同的词组合出这么多的新概念呢？若替换成统治、社会、制度、功能，如横暴统治、同意社会、长老制度、时势功能，好像也可以围绕新概念鼓捣出来新观点。

啊，要是猴年马月我也造出来新词新概念，却被人这样揶揄吐槽，按照我比较小气的性格，应该会忍不住想抡起棒子揍人吧。也不一定，俺还是喜欢与人交流分歧和差异的。

社会变动得快，原来的文化并不能有效地带来生活上的满足时，人类不能不推求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了。这时发现了欲望并不是最后的动机，而是为了达到生存条件所造下的动机。于是人开始注意到生存条件的本身了，——在社会学里产生了一个新的概念——“功能”。功能是从客观地位去看一项行为对于个人生存和社会完整上所发生的作用。功能并不一定是行为者所自觉的，而是分析的结果，是营养而不是味觉。这里我们把生存的条件变成了自觉，自觉的生存条件是“需要”，用以别于“欲望”。现代社会里的人开始为了营养选择他们的食料，这是理性的时代，理性是指人依了已知道的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去计划他的行为，所以也可以说是科学化的。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力，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要依他们的需要去做计划。

我对“权力”二字感到疑惑不解，在现代社会至少在当前，知识似乎什么都不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创造知识、传播知识，甚至售卖知识。“科学”像是“知识”的外壳，包装得更有条理和逻辑的知识，看上去会更科学，更容易获取人的信任。关于人们的需要，我也想不明白到底是由于各类学科理论、知识体系更完善而挖掘了人的真实需求，还是人追逐满足需求而不断探索完善了理论和知识。

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本是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象征是附着意义的事物或动作，我说“附着”是因为“意义”是靠联想作用加上去的，并不是事物或动作本身具有的性质。这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有所表达；而且表达的结果必须使对方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也就是这一事物或动作会在多数人中引起相同的反应。因之，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要使多数人能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因而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因此在每个特殊的生活团体中，必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有许多别种语言所无法翻译的字句。

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的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群体愈大，包括的人所有的经验愈繁杂，发生语言的一层共同基础也必然愈有限，于是语言也愈趋于简单化。这在语言史上是看得很清楚的。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许多少数人间的特殊语言，即所谓的“行话”。行话是同行人中的话，外行人因为没有这种经验，不会懂的。在每个学校里，甚至每个寝室里，都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最普遍的特殊语言发生在母亲和孩子之间。“特殊语言”不过是亲密社群中所使用的象征体系的一部分，用声音来作象征的那一部分。在亲密社群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比较多。表情、动作，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即使用语言时，也总是密切配合于其他象征原料的。 “特殊语言”常是特别有效，因为它可以摆脱字句的固定意义。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我想大家必然有过“无言胜似有言”的经验。其实这个筛子虽则有助于人和人间的了解，但同时却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实际情意都走了一点样。我们永远在削足适履，使感觉敏锐的人怨恨语言的束缚。李长吉（即唐代诗人李贺——编者注）要在这束缚中去求比较切近的表达，难怪他要呕尽心血了。

语言文字其实也可算是一种古代智慧的结晶。比如当我们脑子很乱，想了很多却又抓不到一条主线，古人说这是“千头万绪”。又比如当我们遇到一些很复杂的事情产生了很矛盾的心情时，古人说这是“百感交集”。除了成语，还有许多日常生活中的俗语，还有诗词歌赋，会在一些不知如何表达的时刻恰到好处地描绘出我们的想法和感受。我觉得语言能表达的范围其实很广泛，当古代汉语不能满足大众需求时，现代人也会创造一些流行词来满足表达的需要。语句也并不单单只是字词的机械组合，并不公式化，至少在那些很厉害的作家手中，语言文字的应用会达到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