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全名是《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作者是 Philip Kuhn，美国汉学家，中文名叫做孔飞力。1984年，孔飞力进入故宫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做研究工作，可查阅大量原始资料档案，包括乾隆皇帝的朱批奏折，后来根据叫魂案的资料在1990年写成此书。

成书之时，距离1768年叫魂案的发生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书中内容和观点均是源于作者对历史文本的解读，这显然也是基于作者自身问题意识的一种“再现”。关于作者解读历史的著书态度，我认为是跳出了作为群众、官僚、君主甚至作为一个国家的个体或群体立场，是一种追求客观与挖掘普世价值的历史观，对此我感到非常钦佩。不过这也并不说明，我认同对历史的解读角度仅此一种。正相反，在我看来，作者的观点像是做了一道盐焗鸡，要是用鸡这个原材料做出口水鸡、三杯鸡、白斩鸡、叫化鸡、辣子鸡、炖鸡、烤鸡等等等等，都是可以试着尝尝的。正因为一只鸡可以做出不同口味，但人皆有不同偏好，所以我也不用再废话了……

从本菜鸟的角度看，此书中的叫魂案可以简要描述成如下的故事：

• 1768年的春天，在利来利往、熙熙攘攘的江南民间社会，少数几人在某次利益争夺失败的情形下用编造谣言的方式中伤对手，而谣言源头的内容经过发酵后变成了“一个普通人可以通过对另一个人实行剪发辫、唤姓名等方式夺取别人的灵魂并为自己驱使来获利”。

• 谣言顺着民间消息网络迅速扩散，人群中开始出现恐慌，好几起事件闹到了官府衙门，但官员们出于一是不信不可知、二是平息公众怒火、三是维持稳定在任上不出问题的态度，选择了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

• 民间的叫魂恐慌首先在江南出现，随后扩散到其他省份。山东的地方主官选择了与江南不同的态度，在得到可能存在妖首串谋的证供后，将之上报君主。君主出于对整个官僚体系之前将此事隐瞒不报的猜忌、对民间妖首有组织地阴谋谋反的担忧、满人统治汉人的王朝合法性的焦虑等等许多原因，下令进行大范围的清缴行动。

• 各省官僚迫于君主的压力，开始实施针对乞丐、游僧等社会边缘人物的大范围搜捕、拷打行动。与此同时，官方针对此事件的行动也让民间更为动荡，毕竟一个人指称另一人为叫魂犯并不需要负什么责任，而被指称的嫌疑犯往往会因为严刑逼供而屈打成招，配合官员们供出各种各样官员们想要的证据或名单。

• 一场场轰轰烈烈的清缴行动却频频收获甚少，君主震怒，各地案犯被带往京城由军机大臣们亲自审议，结果在省内被反复拷问后活下来的案犯们纷纷在京城高级官员面前翻了供，太多的矛盾细节使军机大臣们确信叫魂案发生的源头纯属子虚乌有，于是他们依照实据劝服了君主停止清缴。

• 君主下令停止清缴但不能承认自己的错误，事后依据在清缴行动中的“失职”判处大批官员受到惩罚，进一步巩固了君主对官僚体系的控制。后来，民间社会大约也暂时渐归平静。

我读的这个版本在书的最后面有一篇中文译者写的“翻译札记及若干随想”，把整本书的写作逻辑、主要观点都很清晰地写了出来，尤其是最后对于孔飞力与黄仁宇的不同问题意识¹的分析真得让我感到深深震撼，换句话说简直就是把我这个读者能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全都写完了……完了……了……但是像我这样水平菜又穷清高的读书人，一万个不想重复别人，于是乎，就偏要非常另辟蹊径但也可能越写越歪地写出自己的所思所想。译者写的随想中将书中叫魂案解读为群众-官僚-君主的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故事之间界限清晰便于理解，我想的是不将这三种阶级之间的影响关系看做由下到上或由上到下的金字塔而是看做三角形，尽量在解读每个阶级所受到的影响时多动脑子想想每两个阶级之间的互相影响。诚然，在旧中国那样的封建社会，论人数多寡、各阶级享受的人均资源、权力分配，看做金字塔形是最合适的，但我执意解读成在“盛世”发生的妖术恐慌中群众-官僚-君主之间强”与“弱”的形势并不是永恒固定不变的。

民间群众的恐慌 🔗

依书中所述，民间发生妖术恐慌的社会背景主要有以下两点：

• 和平年代，修养生息，人口过快上涨；
• 丝绸、茶叶、瓷器换来大量白银流入，货币供应量增加导致通货膨胀，米价上涨。

在社会资源的生产与发展速度赶不上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需要时，全社会人均资源比例恶化，贫富差距快速拉大，这使得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挤压效应，部分底层群众被挤压到了社会边缘，变成了俗僧、乞丐，以乞讨为生。书中有一句“（零和）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已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而需要‘对损失进行分摊’”，这一点我之前总想不明白。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假如人与人之间进行了一番零和博弈，博弈成功的人继续在所谓“盛世”安稳生活，而博弈失败的人成为社会边缘人物艰难度日，博弈失败的人所损失的是生存的资本甚至于个体的尊严，却如何让全社会来分摊呢？

继续零和博弈的假设，博弈成功的人都是通过各种损人的手段来达到利己的目的，自然担心别人会来损己。此时不妨换个角度想，或许那些已经获得安稳生活的人最怕失去的，便是生活的安稳。而那些被挤压到社会边缘的人物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如若那些乞丐、游僧不忿自己的遭遇，而对别人的安稳生活心生嫉妒，那么他们是否会想要偷取或者掠夺那些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呢？也许乞丐、游僧不会这样想，但那些害怕失去安稳的人恐怕会有这样的担忧，尤其是在一个熟人社会里突然多出来许多外来人的情况下。所以说，全社会分摊的并不是什么实际的利益或损失，而就是一种明面上的恐慌情绪。

书中写到“把僧人和乞丐当作替罪羊是朝廷和民间的某种共谋”，僧人和乞丐们的遭遇在朝廷和民间的不同反应下也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在民间，一旦这些社会边缘人物被怀疑对男童实施了叫魂妖术，愤怒的民众可能直接就一拥而上把这些人打死了。在官府，此事被君主所知并下令清缴后，这些人所面临的就全都是没完没了反反复复的刑讯逼供²。

至于在官府发动清缴行动后，民间的反应如何，这里直接引用原书中的句子。

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叫魂案从一开始就带有这种令人不快的特征。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不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即使叫魂这样的事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人们仍然普遍地相信，任何人只要有适当“技巧”便可通过窃取别人的灵魂而召唤出阴间的力量。这是一种既可怕又富有刺激的幻觉。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真实的权力——人们可以通过指控某人为叫魂者，或以提出这种指控相威胁而得到这一权力。施行妖术和提出妖术指控所折射反映出来的是人们的无权无势状态。对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弘历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

此书中用了一些篇幅来分析，为何叫魂恐慌的替罪羊是那些外来的乞丐、俗僧，我觉得他们的身份是一种巧合，还是因为熟人社会的少数外来者相对太弱势。在当时的社会，人口流动是受到限制的，律法对流动人口提供的保护极少，一旦一个外来人和本地人起了冲突闹到了官府，官员断案也往往需要先指派人手去确认外来者的身份，这对官员来说是麻烦的，外来者受到多少保护并不依赖律法标准而是仰仗官员的态度。若是暴怒的群众集聚后殴死了一个外来者，恐怕官员未必愿意追究群体的责任。

君主个人的忧虑、猜忌 🔗

清帝国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是以君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作为政治体制的，君主个人拥有最高权力，但权力要贯彻执行下去离不开官僚体系的运作。作者在书中论述了两个概念，一个是“君主官僚制”，另一个是“政治罪”，对此我的理解如下。

• 君主与整个官僚体系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君主与官僚们之间权力分配的强弱形势是变化的。尽管很多以清朝为背景的电视剧里面官员觐见皇帝都会自称“奴才”，称呼皇帝为“主子”，但是在整个官僚体系内部，官僚之间的集体利益高于皇帝这个最高上级所施与的利益，尽管皇帝拥有最高级别的生杀予夺大权，但皇帝的个人意志并不会与每个官员之间进行直接接触，甚至可以说整个官僚机构所执行的日常程序就算皇帝不管也还是能正常运转起来，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官僚们堵住了皇帝收集信息的渠道，架空了皇帝。

• 皇帝向官僚们施加压力使官员们受到背负“政治罪”的恐吓，以此手段来达到收紧对官僚体系的控制的目的。边防、征税、治安管理等事项本身就是考核官员政绩的组成部分，在考评体系中自有体现。作为最高上级的皇帝，往往是官员们上级的上级，或者上级的上级的上级的……不是绝大多数官员的上级。而皇帝想要了解一个官员的能力，也得通过这个官员的上级的上级的……评语来知晓。可想而知，在整个官僚体系中，一个官员最该讨好的是他的上级，而不是最高上级。于是，在皇帝这里，要想打破官员之间的抱团行为，只能施加一种在常规考评体系之外的压力，比如对叫魂妖术的清缴，抓获妖首失败便是失职是无能，当受惩戒责罚。由于这种失职罪行处于常规考评标准之外，但又确实在官僚体系的行政范围之内，也确实出自于君主的政治目的，因而作者将其定义为“政治罪”。

基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理解当皇帝得知民间各省都发生了叫魂妖术恐慌，而官方的常规信息渠道却并没有见到有大量官员上报相关情况，那么君主对官僚们自然会产生猜忌。而君主个人更为隐秘的忧虑则是源于，叫魂妖术带来的恐慌在民间各个省份迅速扩散，是否代表着民间存在着什么有组织的反抗行动。关于这点，我的理解如下。

• 满人以军事行动的成功入主中原统治了汉人，清朝君主对于朝廷军事实力是否衰退始终存在忧虑。在1768年妖术恐慌蔓延之前，1747-1749年川西大金川土著叛乱但随着大金川土司请降而暂时平息，但此后大金川和小金川之间冲突不断导致川西金川局势紧张，在1768年当年清廷方面属于军事受挫的一方³。

• 作为少数的满人统治了作为多数的汉人，清朝君主对与种族仇恨、叛乱有任何关联的事件都会心存忌惮。在清兵入关之初，清廷为了巩固满清政权推行了削发易服的政令，当时遭到了汉族民众的强烈反对。而叫魂妖术的实施手段中，恰好有个细节是通过剪人发辫来达到偷取人魂的目的，这极有可能触发清朝君主的敏感神经。而在1747-1752年发生的马朝柱起义事件虽然因计划泄露而失败，但造成的社会条件却未必不会被再次利用，这不会让皇帝轻易忘记，而疑虑叫魂恐慌的快速扩散是否有人背后操纵。

但说来说去，君主个人的忧虑、猜忌都是后人的想象，为的是填充自己的分析逻辑，当时乾隆皇帝到底怎么想的，是没法当面问清楚的……

官僚的谨慎 🔗

上一小节中，从君主的角度看，他需要加强对官僚体系的控制。本节中，从官僚们的角度看，整个官僚团体也可试图通过控制常规通讯渠道来操纵最高统治者。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描述官员们给君主造成的“障碍”。

如果说，弘历的清剿撞上了官僚们设置的路障，那么构成这些路障的恰恰是最令他痛恨的“官场恶习”：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

古代官场向平民开放的入仕途径只有科举考试，因此官僚阶层也可说是文人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如果说普通民众在叫魂恐慌中害怕失去的是自身生活的安稳，那么官员们害怕失去的还包括官声、政绩等决定仕途命运的东西。与君主个人、普通群众相比，官僚们最大的特点是熟悉国家运行的规则，更容易抱团成为利益共同体，这是因为君主的利益由个人身份赋予，普通群众的利益由自身从农业、手工业、自由贸易的市场交换中争取，而官员们普遍可获取的大量利益来自常规行政工作之外，一旦官员不是官员，将被摒弃在利益集体之外。在我的想象中，官员们各种谨慎行为的背后，无外乎保住自己的官位。恐怕也正是因为整个官僚阶层极容易结成利益集体，他们在叫魂案中除了承受群众或上级的压力，实则最像是置身于恐慌之外的一群人，他们扮演的角色是帝国政治机器中的一个零件，实施清缴行动是他们的工作，但实际上远离他们的生活。

偏执的三角形结构 🔗

我们知道，一位官员在独自面对君主时，必然是弱势的。同样地，一位群众在独自面对官员时，也必然是弱势的。但一群官员面对君主或一群民众在面对官员时，也未必就能仅凭人数多寡而逆转强弱形势。只有在更为抽象的概念层面上，君主-官僚-群众才有可能构成足以互相影响的三角。一位皇帝作为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过这权力的合法性需要民意来支持，而他个人权力意志的贯彻下达也需要官府来推动执行。可是到底在什么情况下，群众代表民意、官员代表官府，这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或者说有很多标准。

尽管我偏执地要将叫魂案中“群众-官僚-君主”三者之间的影响关系解释成一个三角形，但无法否认的是三者之间信息流通的方向绝对不是组成一个三角形。许多时候，同一件事在不同人眼里得出不同结论，往往就是因为存在信息差，不过按我现在的知识积累，只能想到也许古代社会的信息差是现代社会信息茧房的反面，实在是不足以支持我朝这个方向继续思考更多，所以还是只能绞尽脑汁在原书框定的范围内多琢磨琢磨了。

• 官僚 <-> 群众：在黑暗的封建社会，地方治理的最小单位是县，若从现代法治社会的眼光看那个偏向于人治的社会，作为一县之主的知县大老爷身兼数职，可以同时行使或支配警察、检察官、法官的职权，因而普通平民奉行的观念通常是“民不与官斗”，官僚们对群众的影响与其说是管理，不如说是控制。一般情况下，官僚们对群众的控制是有效的，但是当普通平民因受到叫魂恐慌而变成了狂怒易变的暴民时，“官强民弱”的形势便有可能发生逆转。书中并未提及妖术恐慌在群众与官僚之间造成了什么影响，若允许我不负责任地猜想，清缴行动之前，官僚们看待群众的恐慌也许觉得可以控制，开始清缴之后，群众因为官方的清缴行动而更确信了叫魂妖术的存在，谣言即是真相，普通群众对乞丐、游僧的迫害更加具有正义之名，社会道德进一步堕落。同时也使得官员们从群众中得到的消息更加真假难辨。

• 官僚 <-> 君主：若官僚们要想控制君主，最好的办法便是不叫他了解实情，使君主下达的命令落入常规的流程中运转，联合成一个团体来赌法不责众⁴。而君主要想控制官僚们，却也只能通过建立更具体、更严密、更赏罚分明的行政制度来实现。在叫魂案中，皇帝不必直接接触具体案件，而是只下达命令，善于揣度君主心意的官僚们定然知道做些什么可以迎合君主，或者说知道什么样的结果可能让君主满意，但具体过程如何也只是看怎么汇报而已。

• 群众 <-> 君主：相比于官僚们分别与群众、君主的实际接触，群众与君主在现实中是互相接触不到的，君主对群众来说是一个站在权力顶端的形象，而群众对君主来说也只是一个体现民意的概念，两者之间对双方的臆测多数依靠想象。若也允许我不负责任地猜想，群众的反应对君主而言代表着民意，君主下达的政令对群众而言代表着国家意志，群众面对国家意志总是只能接受，而君主面对民意往往只是担心民意是否会被操纵，因此一个区域的民意如何翻腾未必会使君主忧虑，但跨越多个区域的事件一定会使君主警惕。

书里下面这句话我读了以后总觉得怪怪的。按照我的想象，清代官员们其实并不需要怎么担心滥用法律，因为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官员们垄断了对法律条文的解读权力，一定程度上官员自己就是法律的化身。至于说官员们担心任由叫魂犯消失会引发民愤更是不大可能，在清代群众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监督官员行为的权力，一般只会在被逼到活不下去了才会愤怒，其他多数时候都是敢怒不敢言的。

像往常一样，地方当局面临的难题是要在清剿妖术（其风险是法律的滥用）和任其销声匿迹（其风险是引起民间的愤怒）之间找到一条中庸之道。

最后，这本书有两段文字我读了以后觉得值得摘录下来。第一段正是作者写作此书的基石，作者是从清廷保留的档案材料中解读叫魂案，而不是从可用的数据或社会调查中得到结论，因此需要阐述清楚解读历史文本中的“事件”所具有的意义。第二段在我看来，说明作者在解读叫魂案时是跨越所有阶层的立场的。

叫魂危机的文献记录所折射出的是一种双重的图像。其中那幅粗线条图像勾勒出的是每日进行的对妖术的清剿。而那幅比较隐晦不彰的图像则透露了文献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从这重叠的图像中，我们可以联想到中国帝制国家的两个侧面：它既是一种工具（其功能是根据清朝皇室和满汉精英层的利益需要来管理国家），也是一种制度（其功能是在不同政治角色之间实行权力分配和地位分派）。国家作为一种工具（我将之称为“政府”），同我们对于政府的常识性理解是相符的：它是为完成诸如征税、治安和战争之类的任务而建立起的组织机构。国家作为一种制度（我将之称为“官僚君主制”），则是由那些生活于等级秩序之中，其生涯取决于声望和权力、黜陟和安全的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所构建而成的。当我们解读由“事件”而产生的文件时（不管这文件是关于税收的常规公文还是关于叛乱的紧急奏报），都必须要么把它们当作关于外在现实的描述，要么将它们视为文件作者政治需要的反映。（所谓“政治需要”，当然并不一定是狭隘的私利，也可以是文件作者从原则出发对部门利益的捍卫。）人们在制度中的相互关系同发生于现实世界中的“事件”绝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恰恰相反，正是这些“事件”使得国家作为工具和制度的两个侧面各自因对方而具有了意义。

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并不是单一同质的。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像叫魂危机这样让全社会卷入的事件——虽然不同的社会群体对这一经验的表述(representation)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已经看到了绣服蟒袍的法官和衣衫褴褛的囚犯之间的文化差距。但是，人们在社会等级上存在距离并不意味着他们互相之间不能理解。这种距离有时意味着人们对于种种相同的符号会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尽管“邪术”让所有的人感到害怕与憎恶，但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将妖术传说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组合，使之适应于自己的世界观。这就是为什么像妖术大恐慌这样一个“事件”会同时“发生”在王公贵族和农夫平民身上，而“发生”的条件则是因人而异的。对这一事件的不同表达(expression)，取决于人们不同的社会角色及生活经历。从这一角度来看，叫魂主题被赋予不同的变调，敷衍成不同的故事，每一个故事所表达的则是某一特定群体的恐惧。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伴随着未知人物和未知力量而来的凶险。

总地来说，本菜鸟现在的水平只能做到这样歪歪斜斜地“中译中”了，这份“盐焗鸡”口味还挺不错的。